【著作连载】《草原文化史论》第七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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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0-23 14: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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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史论》,晓克 主编,何天明 副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注:本公号推文仅供一般阅读,引用请参考原著。

第七章  控制局部地区的北方民族政权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诸政权之特点

 

316年,匈奴贵族刘聪率兵攻克长安,灭亡西晋。从此,我国北方进入旧史习称的“五胡十六国”割据时期。到439年拓跋魏统一北方后,这一割据时期才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无论中原还是北方,都没有一个长期统一的政权,均处在比较混乱时期。北方草原民族由于部众繁盛、内部分裂或遭自然灾害等原因,纷纷迁出原居地;而中原汉族或其他民族统治贵族也为了借助北方草原民族势力保守一方,或者出于防止后患、离散部落等原因纷纷内迁北方民族。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北方诸民族内迁,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趁中原战乱纷纷建立地方政权。

从北方草原南进或南迁中原内地的北方游牧民族,包括在内蒙古地区南缘地带活动的各个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政治上更多接受了中原典章制度的影响,筑城实行郡县制,采用汉地官职名称,使用汉字年号;经济上由于统治方式的改变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的在保留畜牧业的同时,也兼营农业,有的更整体由游牧业向农业转化。由于阴山以南至黄河流域地域空间的相对狭小、活动范围的不断变更以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特点,各游牧部落之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战争或和平交往的机会远远多于地域相对广袤、文化相对单一的草原时代,因此,各游牧民族间尤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也远远多于以前。经过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进入中原的北方各游牧民族更多地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原生游牧文化的许多内容和特性由于脱离了地域和人文环境而逐步消泯,而一些优秀的文化因素则被中原文化所吸收。

一、诸政权产生的民族、历史背景

南匈奴  匈奴大量内迁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这在上文已有叙述。公元2世纪中叶,东汉政府把南单于庭徙至离石北的左国城,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深入到并州诸郡,即山西汾水流域。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失去了对南匈奴的控制,而南匈奴也与农民起义或地方割据势力联合转战各地,逐渐深入中原地区。至东汉末曹魏初,南匈奴散居于并州五郡(太原、上党、西河、雁门、新兴)及司隶的河东、凉州的安定等郡,形成为一支较为强大的势力。曹操为了牢固控制南匈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留于邺(今河北磁县南),令右贤王去卑去平阳监其国。之后,又把南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其五部是:左部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南);右部居于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居于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居于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居于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至晋太康时(280~289年),晋朝统治者又改五部帅为“都尉”。刘渊父刘豹就是任左部帅,五部中其势力最强。

南匈奴初降汉朝时,与汉朝保持“奉藩称臣”的关系,东汉设护匈奴中郎将于单于王庭,匈奴单于也以藩臣的形式向东汉纳贡。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匈奴原有的社会组织和行政体制制度。但是,南匈奴的逐渐深入中原地区,不断接触汉族人民,汉族的农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加之曹魏和晋朝采取的一些措施,使南匈奴内部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南匈奴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和行政体制,成为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编民”。南匈奴基本上采用了内地封建统治体系,以此来组织或统治部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南匈奴贵族刘渊举“复呼韩邪之业”的旗帜起兵反晋。对此,刘渊从祖刘宣说的话最能说明这一情况,他说:“自汉王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

铁弗匈奴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与他族融合产生的部落集团,“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可见,铁弗是由匈奴与鲜卑族错居杂处而产生的。据史书记载,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的后裔。216年,曹操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留于邺(今河北磁县南),令右贤王去卑前往平阳监其国。251年,景王司马师以“去卑功显前朝”,加封其子显号,使居雁门郡(魏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铁弗刘虎从父刘猛时任南匈奴北部帅,居于今山西五台县东北。由此可知,铁弗匈奴原居于魏、晋时期并州北部地区,即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

西晋末年,铁弗匈奴与白部鲜卑联兵,不断骚扰并州北部。310年,晋并州刺史刘琨和鲜卑拓跋部共同击破铁弗部,铁弗西渡黄河,进入朔方(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境内。到359年刘卫辰为首领时,铁弗部已有户千余,控地东西千余里,成为朔方塞内外较强的一支力量。367年,拓跋部击败铁弗部,刘卫辰依附前秦,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河套地区适宜游牧业经济,所以刘卫辰大力发展畜牧业。这一点从史书记载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如367年什翼犍征刘卫辰,“众军利涉,出其不意,卫辰与宗族西走,收起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391年刘卫辰攻拓跋魏失利,“卫辰单骑遁走,为其部下所杀,传首行宫,获马牛羊四百余万头”。铁弗匈奴的畜牧业可见一斑。刘卫辰发展游牧业的同时,也注意了农业发展,他从苻坚请田农耕。如刘卫辰附前秦后,请田于内地,苻坚许之,遂春来秋去。铁弗匈奴的这种游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特点,与他的迁徙居住有着密切关系。

刘卫辰的策略,使铁弗部势力迅速壮大,制约了拓跋代的发展。 374年,什翼犍攻刘卫辰,卫辰向苻坚求救,合击什翼犍,大败代兵。什翼犍率部逃往阴山以北,因受漠北高车部落的侵扰,不久返回云中,被其子实君所杀。秦兵占据朔方、云中后,把这一带划分为两部分:黄河以东云中、雁门一带,包括今呼和浩特平原、乌兰察布丘陵地区,由独孤部首领刘库仁(什翼犍的外甥)驻牧;黄河以西朔方一带,包括今鄂尔多斯高原、乌加河河套一带,由铁弗匈奴刘卫辰驻牧。苻秦在上述地区设置郡县,派官统辖。391年(晋太元十六年),刘卫辰攻拓跋魏,大败,单骑遁走,被部下所杀,勃勃投奔鲜卑薛干部,后附后秦姚兴。勃勃依附后秦时,北方局势有了变动。柔然社仑于402年建立汗国,统一了蒙古高原;北魏灭后燕占据了太行山以东地区,并把都城迁至大同;而后秦仍居关中地区,以长安为都。柔然、北魏、后秦形成鼎立之势,有时互相联盟,有时互相残杀,无暇顾及河套地区。407年,勃勃趁机叛后秦,聚集旧部,建立了大夏国。

慕容鲜卑  慕容鲜卑属于东部鲜卑,他们的祖先也是从鲜卑山分衍出来的,后来分布于古饶乐水,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东汉桓帝时(147~167年),鲜卑首领檀石槐建立了军事大联盟,其中部大人有三,即柯最、阙居和慕容。对于中部大人慕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认为就是后来的慕容鲜卑。近来大多学者也认同这一看法。

公元3世纪30年代前后,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率领部落进入辽西郡。238年,随司马懿击辽东公孙渊,始居于大棘城之北(今辽宁阜新市附近)。莫护跋二传至涉归时,又迁居于辽东郡(治今辽宁辽阳市)之北。284年,慕容廆继位后降晋,并以辽东僻远为由迁居于徒何之青山(今辽宁义县境内)。294年,慕容廆又南下,徙居于棘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慕容廆以此为基地,努力整顿内政,网罗人才,对人民“教以农桑法制”。经过几十年的整顿修养,慕容鲜卑势力日益强盛。这对于坐镇辽东的平州刺史崔毖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他嗾使段部、宇文和高句丽联合攻慕容廆,结果大败,崔毖弃辽东奔高句丽。慕容廆从此尽有辽东之地,做了平州刺史。338年,自称燕王。

拓跋鲜卑  有关解释“拓跋”称号的史料仅有一条,《魏书·序记》载:“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据此孤证,要想解释通“拓跋”一词的真正含义是很难的。马长寿先生对“拓跋”一词也作了解释,他说胡父鲜卑母叫“铁弗”,反之,鲜卑父胡母叫“拓跋。

关于拓跋鲜卑的族源《魏书·序记》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拓跋鲜卑的远祖系汉族祖先黄帝子昌意少子,这显然是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有意杜撰的。其实,拓跋鲜卑亦系东胡后裔。《序记》记载,拓跋鲜卑发祥于大鲜卑山,据考古发现,大鲜卑山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西北十公里的嘎仙洞为中心。首领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即从大兴安岭迁徙到了呼伦湖地区。到了首领洁汾时,再次南迁,“始居匈奴之故地”,即阴山北部一带。至此,拓跋鲜卑完成了由大兴安岭北部西南迁至呼伦湖地区,再辗转南迁阴山北部一带的世纪大迁徙。时间大概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

220年,首领力微被西部人所侵,国民离散,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248年,窦宾死,力微杀其二子,尽并其众,拥有“控弦上马二十余万”。258年,力微入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送长子沙漠汗质于魏晋朝,与魏晋“聘问交市,往来不绝”。晋帝也厚礼护送沙漠汗回国,可谓两国和睦相处。但这种友好关系毕竟是双方互相没有危害的情况下建立的,当双方产生利益冲突时这种友好关系自然被打破。力微经过几十年的生息繁衍,势力日益强大。这对晋朝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于是晋朝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并州刺史卫瓘先贿赂诸部大人,让他们谗言于力微,杀死沙漠汗;然后再贿赂乌桓王库贤,让他赶走诸部大人。力微果然中计,于278年杀死沙漠汗,诸部大人也怕乌桓王的杀害,各各散走。是年,力微死。力微之后继任的悉鹿、绰和弗时期,内部局势不太稳定,时有发生继位斗争。到首领禄官时,部落分为三部,力微子禄官统领一部居东,在上谷、濡源(今河北丰宁县)西,东接宇文部;沙漠汗长子猗  统领一部居中,在代郡之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猗弟猗卢统领一部居西,在盛乐故城。4世纪初,禄官和猗相继死去,猗卢总摄三部,拓跋部开始强盛。此时,西晋已经是强弩之末,司马氏骨肉相残,匈奴刘渊在离石称汉王,晋朝统治开始动摇。猗卢借此机会,助晋讨白部鲜卑、铁弗匈奴、刘渊等,不断向南扩展势力,于315年建立代国。

代国自从建国到灭亡,一直停留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和山西、河北北部地区。这一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游牧、农耕兼营的经济特点。拓跋鲜卑入居并、幽州北部地区后,才开始学会了农耕,拥有了一定的农业。除了这些少量的农业以外,在整个经济中游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什翼犍迁都一事可以证实这一点。什翼犍继位后,想把都城迁至灅源川(今河北遵化县北),对此王皇后劝说:“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什翼犍听了这番话后,又回到了故盛乐。表明拓跋鲜卑仍以“迁徙为业”,以游牧业为主。我们可以认为拓跋部是十六国时期最晚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同汉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差别。

秃发鲜卑  关于“秃发”一词含义,《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以为号。”此词的真正含义不一定由“被”字而来。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清代钱大昕的解释,他说:“案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唇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则为‘勃勃’。‘髪’从‘发’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

据汉文史籍记载,秃发鲜卑确实源自拓跋鲜卑,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秃发鲜卑何时从何地迁入河西地区的呢?《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记载:“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可知,秃发鲜卑是在八世祖匹孤时,由塞北迁往河西地区的。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十云:“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神元时率部众徙河西”。疋孤即匹孤,是拓跋鲜卑首领诘汾的长子,这亦证明了秃发鲜卑源自拓跋鲜卑的说法。神元是指诘汾另一子神元皇帝力微,那么,迁徙时间是在力微在位期间(220~278年)。据此可知,拓跋鲜卑先从大兴安岭北部迁至塞北,即阴山北部地区,之后匹孤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力微入居河西地区。其主要游牧地大致在甘肃平凉西北的牵屯山、靖远北的麦田城,西至今青海湖东,南到今青海贵德,北接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270年,以秃发匹孤曾孙树机能为首的西北民族,掀起了反晋朝斗争,其原因是晋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了因自然灾害而引起的骚动。279年十二月,晋朝派遣马隆率军讨树机能,并杀机能,才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的反晋斗争。之后,秃发部开始衰弱,在百余年间基本上销声匿迹了。385年,吕光建立后凉后,征服了秃发部。386年,秃发部首领思复鞬死,子乌孤继位,“部众稍盛”。乌孤继位后不急于进攻凉州,而是听从了纷陁的建议,“宜先务农讲武,礼俊贤,修政刑”,内部整顿,秣马厉兵等待时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秃发部在后凉东南的广武一带逐渐强盛起来。乌孤先向西进军战胜乙弗和折掘二部鲜卑,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北)以都之。等他控制了河西诸部鲜卑后,于397年叛后凉,建立南凉,迁都于乐都。

秃发鲜卑是从塞北拓跋鲜卑分出来的,当其迁至河西地区后,一些部落仍从事着游牧生活。但是迁入雍、凉二州之后,与汉、羌等民族杂居,开始经营农业。《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说,乌孤继位后“务农桑,修邻好”。这六字过于简约,但道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说明秃发鲜卑部分部民已经从事了农业生产,而且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乞伏鲜卑  根据史料记载,乞伏部源自鲜卑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乞伏鲜卑从何地迁至陇西地区的呢?能说明这一问题的只有《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中记载的寥寥数语了。该书载:“在昔有如弗(与)斯(引)、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乞伏部与斯引、出连、叱卢等三部一起,从漠北迁至大阴山。叱卢氏应该是高车吐卢氏,并且乞伏部中也有很多屋引氏、翟氏、乙旃氏等高车部人。可见,乞伏鲜卑与高车部有着密切关系。高车部当时活动在贝加尔湖一带,这与乞伏鲜卑从漠北迁出恰好吻合。依此推测,乞伏部由某处迁至漠北地区,靠近高车部或与高车诸部一起游牧,然后迁至大阴山地区。乞伏部从某处迁居漠北,因史料未载而无考。但乞伏部的迁徙与拓跋鲜卑有很多相似之处。拓跋鲜卑迁居呼伦湖地区,生息繁衍,“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之后组成“宗族十姓”。其中,纥骨和乙旃二姓是高车姓,说明拓跋部也与高车部接触过。乞伏部迁入漠北可能与拓跋部迁徙有些关系,但这只是推测,需要更有价值的史料来证明。

乞伏鲜卑迁至大阴山后,进入河套地区,又沿着贺兰山、宁夏清水河南迁,入居甘肃苑川一带,即史书所称陇右地区。何时开始南迁无考,但石勒灭前赵之际,即328年左右乞伏部已经居住在陇右地区了。苻坚建立前秦后,击灭前凉张氏,尽有陇右之地,当然乞伏鲜卑也被苻坚所征服。376年,乞伏国仁继承父业,仍为前秦镇西将军,假前秦之强盛,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淝水之战前夕,国仁叔父步颓反于陇西,苻坚遣国仁镇压步颓。国仁不但没有镇压步颓,反而与步颓一起预谋反前秦。时值苻坚在淝水战败,两年后被姚苌杀于新平。对于国仁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国仁遂自称秦王,建立西秦。

陇右地区自东汉末年就盛行坞堡经济,不仅有许多占有庄园、领有部曲的汉族豪强地主,而且还有一些早已汉化的其他民族豪强地主。这些必然对乞伏鲜卑产生影响,他们逐渐由游牧转向定居,开始从事农业。但有些鲜卑部落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仍以游牧为生,如青海湖一带的鲜卑诸部。

羯族 《晋书·石勒载记》记载,石勒“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又载“石勒出自羌渠”。《晋书·北狄传》中记载了北狄十九种内迁,其中就有羌渠种。可见,石勒的族源是北狄十九种中的羌渠无疑。羌渠即康居,应该是同名异译。《魏书·羯胡石勒传》记载,石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据考证,“羯室”是突厥语“Tash”(义为“石”)之对音,《隋书·西域传》译其为石国。石国是指今中亚的Tash-kend(石城),当时石国统摄于康居。这种解释又可以把石勒的“石”姓与他的原居地联系在一起,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由此可见,石勒原籍是康居,然后迁徙至上党郡之武乡。

羯胡迁至上党武乡之前,在北方草原上停留了一段时间。《晋书·石勒载记》记载,石勒“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又《魏书·序纪》载:“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晋书》说并州山北诸郡县中有胡羯,《魏书》也说代国中有石勒种类,说明当时在北方草原上有很多羯胡居住。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羯胡迁徙的路线,先从康居迁至北方草原,然后又从北方草原迁入上党武乡。羯胡迁入上党武乡之后建立后赵之前的历史,史书未详细记载,故不得而知。迁至内地的羯族的经济生活,与迁入并州地区的南匈奴差不多,适合当地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由原来的游牧逐渐转变为定居。

二、诸政权的若干特点

各设年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建立的诸割据政权,受中原政治文化影响,大都仿照汉族封建国家设立了自己的国号和年号。北魏崔鸿修《十六国春秋》时为了区别各政权,在各国号前加了前、后、南、北、东、西等定语,后人大多沿袭其说,所以形成了现在的十六国之称。从古代北方诸游牧民族建立政权所采用的年号看,也与中原统一王朝相仿,多取吉祥之意。如汉有元熙、永凤、河瑞、光兴、嘉平、建元、麟嘉、汉昌;前赵有光初;后赵有太和、建平、延熙、建武、太宁、青龙、永宁(后赵自319年至327年未建年号);夏有龙升、凤翔、昌武、真兴、承光、胜光;前燕有燕元、原玺、光寿、建熙(前燕自337年至348年未建年号);后燕有燕元、建兴、永康、建平、长乐、光始;南燕有燕元、建平、太上;西燕有燕兴、更始、昌平、建明、建平、建武、中兴;代有建国(代自315年至337年未建年号);南凉有太初、建和、弘昌、嘉平(南凉自404年二月至407年十一月因降于后秦,故无年号);西秦有建义、太初、更始、永康、建弘、永弘(西秦自400年七月至409年九月降于后秦,故无年号)等年号。

官制郡县  十六国时期,种族繁多,政权林立,各政权主要是继承了汉、魏、晋以来内地政权的制度,各个职官的名称、职能等也无多大的变更。在中央主要承袭了魏晋以来设置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御史台的机构,但也有的采取了汉朝时期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及六卿等中枢之官;在军事上设有魏晋以来所谓“四大将军”(上将军、骠骑、车骑、卫大将军)、“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还有很多杂号将军名号;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主要使用了州、郡、县三级制,但具体设置上诸政权也有所差别,如有的采取州郡二级制,有的采取郡县二级制,但也有的采取了州郡县三级制。这些政权大多兼有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人群,整个社会多处于多种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混杂阶段,有些则处在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变过渡阶段。总体来讲,这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受中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

“单于”称帝  各族贵族建立政权时,大多先自称“大单于”,之后才称王称帝。刘渊在左国城自称“大单于”;赫连勃勃建国大夏,自称为“天王、大单于”;慕容廆在辽东起兵,自称“鲜卑大单于”;西秦乞伏国仁、南凉秃发乌孤也自称“大单于”。“单于”之称源自匈奴,是指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十六国时期其他民族沿袭了此号。这时期“单于”之称不仅指本民族的最高统治者,还指管辖某个部族或多个部族的总首领,如“鲜卑大单于”、“丁零大单于”、“都督六夷”或“镇抚百蛮”的单于等。而后称王称帝,也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影响。

皇太子之设  各贵族建国称帝后,受汉族封建典章制度的影响,立“皇太子”。与此同时,也要立一个“大单于”(单于台的最高行政长官)统帅汉族以外其他民族部落,掌握着国家的兵权。在“皇太子”和“大单于”中,由谁继位并不明确,按制度应该“皇太子”继位,但实际上往往“大单于”利用自己的兵权夺取王位,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继任大王位是天经地义的。刘渊称帝,立子刘和为皇太子,立子刘聪为大单于。刘渊死后,刘和继位,但不到一年被刘聪所杀,刘聪称帝。刘聪先是立弟刘乂为皇太弟,兼任大单于,刘乂失宠,让子刘桀代替了刘乂。前赵刘曜称帝,立子刘熙为皇太子,立另一子刘胤为大单于,刘熙、刘胤未能继任之前前赵就灭亡了。后赵石勒称帝,立子石弘为皇太子,立另一子石宏为大单于。当石勒死后,石勒养子石季龙以“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为由,杀死石弘、石宏自己称帝,立子石宣为皇太子,兼任大单于。后燕慕容垂称帝,立子慕容宝为皇太子,兼任大单于。刘聪、石季龙、慕容垂等人把皇太子和大单于二职让一人兼任的目的,可能是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争夺王位的事情再次发生。此外,有些政权中仍保留着游牧政权时期的兄终弟及或长者继承制。如西秦乞伏国仁死后,弟乾归继任;南凉秃发乌孤死后,弟利禄孤继位,利禄孤死后,弟傉檀继位。由此可见,在继承王位问题上,诸政权虽然受中原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制定了皇太子即位制度,但实际运行当中仍残留着游牧政权的特点。

“胡汉分治”  十六国时期,很多政权有专门处理汉族以外其他民族事务的机构,就是单于台。单于台始设于汉、赵国时期,以后所建政权不同程度地沿袭了此制度。《晋书·刘元海载记》云:“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又同书《刘聪载记》载:“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单于台一般设置在都城附近。单于台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大单于,在大单于之下,又置单于左、右辅,前赵时期改为左、右贤王。左右辅各统“六夷”十万落,各万落上设有“都尉”。此“都尉”一职,可能借自汉魏时期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后,其上设置的“都尉”一官。可见,单于台是以游牧民族固有的“万落”为行政单位。单于台统治的是“六夷”、“百蛮”,即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后赵、西秦、南凉、大夏、诸燕政权,虽然史籍未见他们设置单于台的记载,但从设立“大单于”一职来看,他们都用不同的形式继承了这一制度。其中,后燕慕容宝设置“燕台”来“统诸部杂夷”,这个“燕台”实际上就是单于台,当慕容熙继位后把“燕台”改为了大单于台。这一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十六国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复杂的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割据政权实行“胡汉分治”的统治政策,特点之一是胡人当兵,汉人种田。在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军队均以本民族和其他部族部落兵为基干,宗族为将领。所以,我们理解大单于不仅统领“六夷”、“百蛮”,而且掌握国家的兵权就不足为怪了。从四处掠夺过来的人主要服劳役、兵役或耕种田地,专门供应军国需求。《晋书·秃发利禄孤载记》的一段记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让晋人“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而南凉统治者则“习战法以诛未宾”。其实,我们读十六国时期史书时经常见到“徙民”的现象,说明迁徙人口问题几乎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十六国当中。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经常发动对邻近国家或部落的战争,俘获大批人口,将其迁徙到国内中心或其他地方,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们供应军国所用。

左右司隶制度  《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嘉平四年,刘聪“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这一制度揉合了匈奴原有的以万户为单位的行政制度和汉族汉魏以来的地方行政制度。所置左右司隶各领二十余万户,以万户为单位,置一内史,共四十三内史,即四十三万户。这四十三万户应该是汉国不断从四周掠迁而来的,其中主要是“晋人”。如312年,刘曜“驱掠(长安)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随后攻怀城,城陷,徙“二万余户于平阳县”等。汉政权以后建立的政权有没有设置左右司隶,因史料未载,不得而知,但用不同的形式沿袭此制度是有可能的。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魏书》卷1,《序记》。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资治通鉴》卷81胡注云:王沈《魏书》记檀石槐中部大人有慕容,“是则慕容部之始也。”第2576页。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2期。

《魏书》卷13,《皇后传》。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括号里的字是根据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93页所加。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9、21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55-358页。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9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

《魏书》卷1,《序纪》。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东魏大臣高欢语,《资治通鉴》卷157,第4882页。

《晋书》卷126,《秃发利禄孤载记》。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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