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连载】《草原文化史论》第九章（一·上）-婴美网

著作信息：

《草原文化史论》，晓克主编，何天明副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

注：本公号推文仅供一般阅读，引用请参考原著。

第九章北方民族的语言文字

第一节语言文字（上）

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尤其是现在已经销声匿迹的古代民族的“语言资料，必须有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臆断杜撰和穿凿附会只能创造失败的纪录。”[1]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记载了亚洲北方草原上的匈奴人之后，在中国古代汉籍中所出现的北方草原民族主要有鲜卑、柔然、高车、、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此外，还有东胡人族群，他们的后裔成为乌桓人和鲜卑人，由慕容鲜卑演化而来的吐谷浑人、由宇文鲜卑演化而来的库莫奚人（奚）以及北魏以后在东胡故地与契丹人毗邻的包含蒙兀室韦等部落的室韦人等。

这些民族和族群的语言究竟是什么语种，属于那个语系，是否同源？对该问的题探索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这种探索不仅具有语言学上的意义，而且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角度而言，是涉及北方草原民族族源问题的重大课题。在探讨北方草原民族语言时，必然要涉及到他们的族源和族属问题。

一、语系及语族和文字

很早以来，西方学者们就将亚洲北部这些草原游牧民族的语言归纳为一类进行研究，创立了所谓的“阿尔泰语系”理论。这一理论，归纳了、蒙古、通古斯三种语族的某些共同特征，认为他们有共同的起源。上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有人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族间的关联，可能是由于长期的语言接触而形成的。[2]芬兰学者兰司铁在《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一书中指出：“这些语言和说这些语言的各民族，实际上是彼此‘有亲属关系的’。但这并没有必要去假设,而且也很少有可能去证明，以前或现在使用一种阿尔泰语的一些民族，都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后裔。然而，可以足够明确地确定下来的事实是：由某一个民族集团的词汇和语法中遗留下来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致现在彼此相距最远的一些语言的表达，在相互对应上相距甚近……正是这样一些类似的语言材料，在这里作为一种‘原始语言’，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并被当作我们的研究对象”。[3]兰司铁强调了彼此相距最远的一些语言词汇中表现出了类似的语言材料的重要性。当然，这些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研究中所观察到的规律，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地解释阿尔泰语系中语族、蒙古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形成机制，使用我国相关史料中关于北方草原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研究途径。

语族民族

1、匈奴 (Hune)

匈奴人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这被国内外学界所公认。然而，它究竟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哪一个语族？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各家纷纭，莫衷一是。

德国人帕拉斯早在18世纪末首次提出匈奴语属于蒙古语族。此后，各国学者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德国的柏格曼认为，匈奴语属于蒙古语族中的卡尔米克语支；英国著名蒙古史学家霍渥斯认为，匈奴语为蒙古语族，但同时他又承认在匈奴单于统治的部落集团中包括有语族和芬•维吾尔语族。[4]日本的白鸟库吉认为，“匈奴王国中，至少包含通古斯、蒙古、之三族，而为此种国民之骨干者，乃后世传其语言之特征之蒙古种也。”[5]

认为匈奴语是语族的观点在欧洲学术界占上风。主要有法国的勒缪赛、克拉璞罗特、沙畹、德国的弗兰克、俄国的拉德洛夫、裴克、伯希和等等。[6]

上世纪30年代末，美国学者麦高文提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见解，他说：“经过许多年的争论，我想，现在总可以这样说，匈奴人的语言是和语密切关联的。可是匈奴人所说的，也许是一种早期的而且很独特的语。匈奴人与其说是后世人的父亲，毋宁说他们是后世人的伯叔。”麦高文此说的主要依据，是住在俄罗斯东部的楚伐舒（Chvash，亦音写楚瓦什）人的语言带有系的性质，但又和所有其他各语都有很大不同之处的特点。他认为：“楚伐舒人最好还是认做那些向西迁徙并定居于西欧的匈奴人的直系苗裔。”麦高文的结论是：“根据上述，我们对于古代蒙古利亚境内的阿尔泰语系居民，不仅可以将他们分为二派（即语族和蒙古语族），且可将他们分成三派，即匈奴语族，语族和蒙古语族。其中的后两者至今仍存，而匈奴语则已消灭，仅留其遗迹为楚伐舒语中之重要成分而已。”[7]其实，麦高文的这些的见解也并非他所独创，他的观点，是在 N. 鲍培和W•巴托尔德提出观点为基础形成的。N. 鲍培在《—楚瓦什语比较研究》[8]一文中，断定楚伐舒语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因此，是既不属于蒙古语，但也不属于语的一种独立语言，甚至是在各个语群的特质形成之前的残留语言，是形成阿尔泰语系的第三支的语言。

W•巴托尔德肯定了鲍培的这一说法，并认为楚伐舒语不属于原始语，而原始语与楚伐舒语的最古形态却都属于楚伐舒—原始语，这些楚伐舒－语又与原始蒙古语一起属于原始阿尔泰原始语。他认为，楚伐舒—原始语就是匈奴、匈人的语言，它与语及楚伐舒语在公历纪元初分化开来。巴托尔德在《民族历史的现状研究与今后的课题》[9]中认为，楚伐舒人是从亚洲侵入欧洲的匈人的子孙，不里阿尔（Bulgars）语、可萨（Khzars）语的形成也是这个民族迁移的结果，并推定楚伐舒语与语语型的分化以匈奴的西迁为其原因。对巴托尔德的论断，日本学者内田吟风表示赞赏，他说：“总而言之，在现代语言学领域内，过去将匈奴语认作芬-乌戈尔语的学说已销声匿迹，匈奴语被严密地认作楚伐舒－原始语，简称原语，无论如何，达到了把匈人、匈奴的语言一起认为阿尔泰语的一种，这不能不说匈人、匈奴同族说有了很大的进展。”[10]

关于匈奴人的语言，汉文文献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尽管这些记载并不丰富，但是对匈奴人的语言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记载，。

北魏时代的敕勒（高车）其语言属于语族。据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11]研究表明，历史上北方草原的赤狄、狄历、敕勒、高车、丁零等都是在不同时代里对敕勒人的称谓。赤狄，是春秋时的称谓；狄历，是敕勒的自号；敕勒，是西晋初以来，北方各族对其称谓；高车，是北朝人对其称谓；丁零，是很早以来汉族对他的称谓。[12]可见，无论敕勒、丁零为同一个民族共同体，而敕勒又是语族人们的共名。

158年前后，北匈奴的一部分未能西行，残留于龟兹之北，建立了悦般（jiuat-peən）国。《魏书• 西域传》载：“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嬴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13]这段记载说明，北朝时期人们还记得“匈奴语”，并且明确记载匈奴语与高车（敕勒）人的语言相同。然而，又说他们的语言“时有小异”，大概是指他们的方言差别。在族源方面，“或云：其先匈奴甥也。”有学者指出：“南北朝时期，北朝人只把十六国之前迁入内地居住的敕勒族，称为丁零，其余称为高车或敕勒。南朝人把北朝人称为高车、敕勒或丁零的民族，统称为丁零，不加区别。”[14]由此我们更加明确了古代丁零的历史，也就是敕勒早期的历史，敕勒、丁零是同族异名。从上述敕勒或丁零与匈奴的历史关系、语言亲属关系看，认为匈奴人的语言与语族有更多亲缘关系，大概不会有大的问题。

2、 (TUrkUd)

P.伯希和于1915年发表的一篇短文曾经探讨过这一汉译名称的起源，认为中国载籍中的“”，就是TUrk之翻译名称。他还指出，中国人在其可能译写的限度内，将其以读若DurkUt之对音写出。因为在6至8世纪间，中国人常将中亚人的t音发作d音。这种复数形式在柔然语种中已经存在，而柔然人对“”的称呼是TurkUt。大概是在柔然人大量内附时，将这个称呼传给中国人的，尽管伯希和的此说，近半个世纪以后遭到俄罗斯学者С.Г.克利亚什托尔尼的反对,伯希和从古代北方民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和阿尔泰语源学上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至今尚未失去其科学价值。我国学者马长寿认为，汉籍中所言的狄、狄历、丁零、敕勒及隋唐时期的铁勒、等汉文名词，都是从语TUrk 一词翻译过来的。只是因为人的自称和其它民族的读音间有差异，因此在汉文翻译上产生了略有不同的写法。

汉文文献上出现的“”，是指6到8世纪在蒙古高原上操语各种方言的语族民族所建立的汗国。“”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周书•宇文则传》，记载了在西魏大统八年（542年）以前，“每岁河冰合后，即来寇掠”。人是最早创制自己文字的草原民族，也是最早用本民族文字书写自己历史的民族。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人大概从7世纪开始使用自己的文字。此后，这种文也成为维吾尔族、哈萨克等语民族的古文字，这些文字成为对这些民族的古代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界，古代文有3种不同的名称：1）因古代文碑刻文字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人使用的如尼文相似，所以称之为“古代如尼文”；2）根据碑铭的发现地区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学者们称之为“鄂尔浑文”；3）18世纪初，这种文字的碑刻首先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叶尼塞文”。这种古代文字除了汗国和回纥汗国使用过之外，也为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Kirkis）使用过。

汉文史籍留下了人使用这种文字的有关记载。《周书• 传》载:“其书字类胡。”说明在6世纪前后，人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另外《北齐书• 解律羌举传》记载，6世纪70年代，即佗钵可汗时代，精通四夷语言的代人刘世清被命令用语翻译《涅盘经》后送给可汗。这更有力地说明，不但人使用这种文字，而且在中原人中也有用文翻译佛经水平的人才，足见当时文的影响力之大。

大概到10世纪时，古文逐渐废弃不用，变成了无人能解读的“死”文字。19世纪末期，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用古文刻写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字数较多的碑铭。1893年末，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成功地解读了古如尼文，从而开创了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据学家的说法，现在我国有7个民族，即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等民族操9种语，在世界语的种数上仅次于俄国。

3、回纥（回鹘，Uighur）

回纥人是现代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语就是现代维吾尔人的古代语言。古代的回纥语是什么样的语言，史书记载，回纥的先祖“高车”的语言与匈奴语略同而小异。据此，回纥人的语言与匈奴人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末，汉文文献中将“回纥”改写为“回鹘”。据此现代学人把9世纪后的回纥写为“回鹘”，尤其是文字，大多数学者都写作“回鹘文”。为方便论述，以下本文亦用“回鹘文”这一写法进行表述。根据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回鹘文资料，有学者将回鹘诸种文字的使用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鄂尔浑时期。指蒙古高原回纥汗国时期（744～840年），主要使用卢尼文、粟特文，还有汉文。

2）高昌-葱岭时期。大致自840年回鹘西迁至1346年察合台（Qaqadai）汗国东部可汗秃黑鲁帖木儿（Tuqluq-temUr ，1348∽1362在位）占领高昌止，历时5个世纪。主要使用回鹘文，同时还使用摩尼文、粟特文、文等。在高昌回鹘汗国时期，回鹘文逐渐取代了古卢尼文（鄂尔浑文）。回鹘文来源于中亚粟特文。所谓粟特文，是流行于以撒马尔罕、布哈拉为中心的古代粟特地区（基本上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范围）的一种文字，使用者主要是操中古伊朗语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昭武九姓人。自763年以后，粟特人将摩尼教传播到回鹘汗国，摩尼教成为汗国的国教。当时，粟特文在回鹘汗国里得到广泛流传。

据学者们研究，在敦煌出土的大部分粟特文文献都已经化了，虽然文字仍保留粟特文的特点，但其语言已有大量回鹘语词汇成分。关于回鹘文的起源及其开始使用的时间，学者们普遍认为，回鹘人在西迁之前已开始使用源自粟特文的回鹘文，但广泛使用是在9世纪中叶回鹘人西迁以后，主要用于各种手抄本、文书以及碑铭中。至元代，回鹘文开始用于木刻板书中。

早期回鹘文的字母只有15个，“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音，除重名外，只有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与所有文字发展规律一样，回鹘文在后来的使用中，其字母也不断完善，最多达23个字母。早期回鹘文是从右至左横写，后来改为竖写（如今天的蒙古文）。

3）察合台文时期。这个时期主要使用察合台文，同时也使用回鹘文。所谓察合台文，即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创立的察合台兀鲁思（约1224～1370年）时期形成的文字。察合台兀鲁思包括从锡尔河、阿木河到阿力马里（Almalik,其遗址在今霍城）的河中地区，七河地区和喀什卡噶尔（Kashgar）等中亚地区。13世纪以后，居住在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操语族语言的部族和部落，广泛使用一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下形成的书面语言。这种语言首先在察合台及其后裔们统治的地区内形成，因此学术界称之为“察合台语”（又称喀什噶尔语、语）。学者们普遍认为，察合台及其后裔统治时期，畏吾儿语言成为诸族的书面语言，又被称为察合台语言。

察合台文是由当时喀喇汗王朝所使用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克尼亚文（亦称喀喇汗文）演变而成的。这种文字采用了阿拉伯字母的28个字母以及其它辅助符号，同时又从波斯文借用了4个字母，共32个字母。察合台文从右往左横写。字母分单写、词首、词中、词末四种形式。从13世纪起一直到20世纪初，以畏兀儿－维吾尔民族为核心的不少语民族一直在使用书面语察合台文。

蒙古语族民族

1、乌桓、鲜卑

乌桓、鲜卑（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是东胡人的后裔，最初他们在语言、文化以及社会习俗上相互接近。史书说，鲜卑人“语言习俗与乌桓同”。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大都认为东胡应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关于鲜卑、乌桓的语言，马长寿说：“鲜卑语言与乌桓相同，二族属于同一语族系统，大致相当于后世所谓“蒙古语族”，不是通古斯语族。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率大军“自征乌桓，大破踢顿（辽西乌桓大人）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西南），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与楼班、乌延等皆走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并斩送之。其余众万余悉徙据中国云。”此后乌桓人逐渐同化于汉族。《后汉书》载，乌桓“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看来乌桓人没有文字。

鲜卑人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迄今为止，史籍中记载有明确释义的鲜卑语言很少。《魏书• 经籍志》记载了鲜卑语文书籍，如《国语孝经》、《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鲜卑语》十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杂号令》一卷，共计14部，遗憾的是，这些鲜卑语文书籍均已失传，目前又没有发现带有鲜卑文字的实物。所幸在汉文史籍中留下了用汉语拼写鲜卑语的部分资料，到目前为止，这些资料是研究鲜卑语唯一的根据。《南齐书•魏虏传》载：“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杖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这是13个鲜卑语职官名称，一律带有见于《蒙古秘史》中的古代蒙古语后缀“真”（cin=jin）。这些职官名称可以用古蒙古语或语作比较准确的复原。比如，比德真－bitegcin；朴大真－butaicin；胡洛真－Kolcin；乞万真－kelemecin；可薄真－kabaGcin；拂竹真－kUcUcin ；咸真－jamcin；契害真－kiqacin, kirrGacin；折溃真－SegUcin, 瘠人；附真－bau’rcin；羊真yangcin 。这样复原也许有不合理之处，笔者是以东胡后裔诸语言和原蒙古语有共同的渊源这一重要结论为依据的。另外，这些名词的词干，尤其是其原蒙古语后缀“真”，对判别鲜卑语词汇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其中的“真”与原蒙古语后缀- cin=jin 完全一样。在《蒙古秘史》中屡见不鲜的cin=jin是ci 的复数形式。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民族的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54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参阅［美］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第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芬］兰司铁著，周建奇译：《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第4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

参阅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45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日］白鸟库吉著，何健民译：《匈奴民族考》，转引自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180页，呼和浩特，1977年。

关于主张匈奴语为语族的这些学者们的著作见美国学者麦高文著《中亚古国史》（The Early Empiresof Centaral Asia）,原版1939. 中译本，第2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以及参考书目外文相关部分。

麦高文上引书《中亚古国史》，附录，第283页。

N. Poppe., Turkische-Tchuwasische VergleichendeStudien. Islamca ,1,1926.

W. Barthold, Der Heutige Stand und die NachstenAufgaben de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en der Turkvolker . Zeitschrift derDeutschen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德国东方学会学报)新集第8卷第83，1929。

［日］内田吟风著，余大钧译：《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42 辑（总第67辑）第10页，1986年。

《北史》卷98，《高车传》；《魏书》卷103，《高车传》，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亦有同样记载。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魏书》卷102，《西域传》。

上引周伟洲书，第8 页。

伯希和：《汉译名称之起源》，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二编，第48～51页，

商务印书馆，1995年。耿世民先生说，一名来自粟特语Turkut。

马长寿：《人和汗国》，第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英］ R.R.K. Hartman,F. Stork ,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1973, 汉

文译本有黄长着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39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北史》卷98，《高车传》；《魏书》卷103，《高车传》。

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第5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第107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