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 我的母亲




歌颂母亲的诗歌

今生今世

余光中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给母亲(组诗)

海子


1.风

 

风很美 果实也美

小小的风很美

自然界的也美

 

水很美 水啊

无人和你

说话的时刻很美

 

你家中破旧的门

遮住的贫穷很美

 

风 吹遍草原

马的骨头 绿了

 

2.泉水

 

泉水 泉水

生物的嘴唇

蓝色的母亲

用肉体

用野花的琴

盖住岩石

盖住骨头和酒杯

 

3.云

 

母亲

老了,垂下白发

母亲你去休息吧

山坡上伏着安静的儿子

就像山腰安静的水

流着天空

 

我歌唱云朵

雨水的姐妹

美丽的求婚

我知道自己颂扬情侣的诗歌没有了用场

 

我歌唱云朵

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

和一切圣洁的人

相聚在天堂

 

4.雪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

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妈妈的屋顶

明天早上

霞光万道

我要看到你

妈妈,妈妈

你面朝谷仓

脚踏黄昏

我知道你日见衰老

 

5.语言和井

 

语言的本身

像母亲

总有话说,在河畔

在经验之河的两岸

在现像之河的两岸

花朵像柔美的妻子

倾听的耳朵和诗歌

长满一地

倾听受难的水

 

水落在远方



母亲

袁可嘉

 

迎上门来堆一脸感激,

仿佛我的到来是太多的赐予;

探问旅途如顽童探问奇迹,

一双老花眼总充满疑惧。

从不提自己,五十年谦虚,

超越恩怨,你建立绝对的良心;

多少次我担心你在这人世寂寞,

紧挨你的却是全人类的母亲。

面对你我觉得下坠的空虚,

像狂士在佛像前失去自信;

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

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

 

 

纸船

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

和悲哀归去。

 

 

母亲之歌

叶芝(爱尔兰)

 

我在清晨起床,跪在火炉旁用力吹着炉膛

直到点点火星燃起,摇曳着红光。

然后,擦洗器具,烘烤食物,打扫庭院

直到群星满布,在天空眨眼窥探。

孩子们睡到很晚,沉迷梦乡

为美丽的人儿整理华装。

他们的日子在虚空中流淌,

只为那风吹散的长发留一声喟叹。

而我必须要劳作,因为我老了,

那燃烧的火种也渐渐微弱,冷却了。


 

想念

泰戈尔(印度)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是在游戏中间

有时仿佛有一段歌调在我玩具上回旋,

是她在晃动我的摇篮时所哼的那些歌调.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但是在初秋的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里晨祷的馨香仿佛向我吹来像母亲一样的气息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当我从卧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蓝天,

我仿佛觉得我母亲凝住在我脸上的眼光

布满了整个天空.

 

 

母亲的诗

米斯特拉尔(智利)

 

我怀着的孩子在熟睡,我脚步静悄悄。我怀了这个神秘的东西以来,整个心情是虔诚的。

以前我没有见过大地真正的形象。大地的模样像是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

我逐渐明白了事物的母性。俯视着我的山岭也是母亲,黄昏时分,薄雾像孩子似的在她肩头和膝前玩耍。

我自问道:“我是谁,膝头能有一个孩子?”

我自己回答说:“一个怀着爱的人,在被吻时,她的爱情要求天长地久。”

大地瞧我怀抱着孩子,为我祝福,因为我像棕榈一样丰饶。



我常渴望一位母亲

里尔克(奥地利)

 

我常渴望一位母亲,

一位安详的白发妇人。

我的“我”才可在她的爱里生存;

她能融解那狂暴的仇恨,

它曾像冰一样溜进我的心。

 

然后我们紧挨在一块儿坐,

壁炉里微微嗡响着一团火。

我谛听亲爱的嘴唇说些什么,静谧飘忽在茶碗上面

恰如灯光周围飞着一只蛾。

 

 

母亲

保罗-策兰

 

母亲,悄悄驱邪,就在一旁,

她用暮色朦胧的手指触摸我们,

她使林中空地更舒适,就像为了一群

在呼吸中嗅到晨风气息的狍子。

 

我们机灵地走进生命之圈,

她应该在那里,像个死神给人消灾,

为我们拖延夜色,还不时

加快我们的旅程,当暴风雨来临。

 

我们上路了,黎明的石头人,

当她哈气,前面出现一道门

而我们也要在等待中借来很多泪,

 

她所给予的,我们带在身边……

心惊时,她会默默在后面张望,

是否我们在外人面前露出了伤。



歌颂母亲的散文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甚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甚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我的母亲

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之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着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的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母亲喜欢看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娓娓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然愁眉双锁。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烦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到年底,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来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对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答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种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母亲就是天堂

蒋子龙

  

童年就是天堂,那是因为有母亲。


我儿时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土地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大口子。即使如此,农村的小子除去睡觉也很少呆在屋里,整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因此,棉靴头和袜子永远是湿漉漉的,手脚年年都冻得像胡萝卜,却仍然喜欢一边啃着冻得棒硬的胡萝卜一边在外面玩耍:撞拐、弹球、对汰……母亲为防备我直接用棉袄袖子抹鼻涕,却又不肯浪费布做两只套袖,就把旧线袜子筒缝在我的袄袖上,像两只毛烘烘的螃蟹爪,太难看了。这样一来,我抹鼻涕就成“官”的了,不必嘀嘀咕咕、偷偷摸摸,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有随抹、左右开弓。半个冬天下来,我的两只袄袖便铮明瓦亮,像包着铁板一样光滑钢硬。一直要到过年的时候老娘才会给我摘掉两块铁板,终于能看见并享受到真实而柔软的两只棉袄袖子。


二月二“龙抬头”之后,大地开始泛绿,农村就活起来了。我最盼望的是榆树开花,枝头挂满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钱儿,清香、微甜,可生吃,可熬粥,母亲把榆钱掺到粮食面子里贴饽饽,无论怎么吃都是美味。农村的饭食天天老一套,母亲却总能换出花样,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是母亲的厨艺培养出来的。


当然,农村的孩子不能光是会吃,还要帮着家里干活,男孩子第一次下地,会有一种荣誉感,类似西方有些民族的“成人节”。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个大人一样下地干活,不是跟父亲和哥哥们,而是母亲。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提一个小板凳跟母亲到胡萝卜地间苗,母亲则挎一个竹篮,篮里放一罐清水,另一只手里提着马扎。我们家的胡萝卜种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间,方方正正有五亩地,绿茵茵、齐刷刷,长得像蓑草一样密实。我们间苗从地边上开始,母亲坐在马扎上一边给我做样子,一边讲解,先问我胡萝卜最大的有多粗,我举起自己的胳膊,说最粗的像我的拳头。母亲就说两颗苗之间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空挡,空挡要留得均匀,但不能太死板,间苗要拔小的留大的……


许多年以后我参军当了海军制图员,用针头在图板上点沙滩的时候,经常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间苗课,点沙滩就跟给胡萝卜间苗差不多,要像筛子眼儿一样点出规则的菱形。当时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屁股,新鲜劲一过就没有耐性了,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喝水,喝得肚子圆鼓鼓的又不停地撒尿……母亲后来降低条件,我可以不干活但不能乱跑,以免踏坏胡萝卜苗。于是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以吸引我坐在她身边,从天上的星星直讲到地上的狗熊……那真是个幸福的下午。自从我能下地野跑了,就很少跟母亲这样亲近了。


小时候我干得最多的活是打草,当我弯着腰,背着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心里满足而又骄傲。乡亲们惊奇,羡慕,纷纷问我嫩草是从哪儿打来的?还有的会夸我“干活欺”!(沧州话就是不要命的意思)我不怎么搭腔,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家门,通常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这奖励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允许我拿个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抹上香油,再撒上细盐末。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还会给我二分钱,带上一个焦黄的大饼子到街里去喝豆腐脑。你看,又是吃……但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还香得不行。


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长大了,家里人也开始把我当大人用,是在一次闹大水的时候。眼看庄稼就要熟了,突然大雨不停,大道成了河,地里的水也有半人深,倘若河堤再出毛病,一年的收获将顷刻间就化为乌有。家里决定冒雨下地,往家里抢粮食,男女一齐出动,头上顶着大雨,脚下踩着齐腰深的水,把半熟的或已经成熟的玉米棒、高粱头和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掰下来放进直径近两米的大笸箩。我在每个笸箩上都拴根绳子,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浮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后来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萝卜,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母亲用细盐在我身上轻轻地搓……


至今我还喜欢游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练的。


在我十三岁的那年母亲病重,我的欢乐的童年就结束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五四年的除夕,炕烧得很热,娘平躺在炕头上,身下铺着两层褥子,上面压着厚棉被,她却始终一动不动,似乎对分量已经失去感觉。


那张我极为熟悉又无比慈爱的脸,变得瘦削而陌生,双眼紧闭,呼吸时轻时重,只要娘的喘气一轻了,我就凑到她的耳根底下“娘呀娘的”喊一通,直喊得娘有了反应,或哼出一声,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或从眼角流出泪水。


娘一流泪我也就陪着一块哭……屋子里忽然像打闪一样,有光影晃了几下,我吓得一激灵,赶忙直起身子,发现是煤油灯的火苗在跳。


年三十的晚上禁忌很多,不能在床上咳嗽,不能隔着门缝说话,说话时不能带出不吉利的字句……我不知道灯芯跳跃是吉是凶,又不能乱问,便自作主张地跳下炕,从抽屉里翻出用过的旧课本,撕下封皮用剪子在中间掏个洞,然后套进煤油灯的葫芦状灯罩上,整间屋子随即就暗下来,灯芯跳不跳都不再晃眼了。


我重新爬上炕坐在娘身边,此时觉得外面很静,偶尔从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父亲和两个哥哥不知在忙些什么,或许正为娘准备后事。今年过年对我们家不容易,既得准备好好地过,借着过大年冲喜,希望能把娘的病冲好;还得随时准备不过这个年,娘如果挺不过去,就得立即将过年改为治丧。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轻手轻脚地进屋来,低声问问我娘怎么样了。两个嫂子在西屋里包饺子,大家都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


当时我不足十四岁,家里的大事没有我掺和的份儿,正好可以静静地守护着娘。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受着娘的照料,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娘若真的走了我将怎么办?我是娘的老儿子,可想而知娘对我有多么的疼爱,在这个三十晚上我把娘的恩情,以及我以前闯祸惹娘生气的事都记起来了……思前想后的结果是无论如何我都得把娘留住。


家里人从近到远,为娘请过好几位大夫,各种药汤子不知让娘喝了多少,却都不见起色。年前我从大人们的话语里和脸上已经觉察出来,娘的病恐怕难以治好了,用娘的话说他们都已成家立业,只丢下我是未成年人。在这个为娘守岁的除夕夜,我暗下决心要治好娘的病,独自创造奇迹。


我不知是从书里读到的,还是听见大人们讲的,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各方的神佛大仙都会下界,在人间行走,为人类解大难救大急。谁如果在除夕夜半,能爬过一百个菜畦,无论提什么要求,神们都会给予满足。那么爬一百个菜畦有什么难的吗?在白天干这件事很容易,到除夕夜可就大不一样,这时候天地间所有的孤魂野鬼,屈死的、冤死的、饿死的、吊死的都会出来找替身,菜畦就成了他们的聚会之地,一百个菜畦就如同十八层地狱,里面趴满断胳膊少腿的,缺脑袋短腔子的,开膛破肚的……还有各样的妖魔鬼怪掺杂其中,鬼哭狼嚎,狰狞可怖,爬畦的人能不被吓死就算命大,再能爬完一百个那真是福大命大,自会有求必应。我决心要为娘爬这一百个菜畦,白天在北洼已经看好了一片菜畦,数了数,一百个只多不少。


等到半夜,家家开始放鞭炮、煮饺子,我趁乱出了门,向着北洼一溜小跑,一出村子立刻像踏进了阴曹地府。想不到三十晚上的村里村外竟像阴阳两极,鞭炮声中的村子还有人气,一出村子就充满鬼气,阴森森的开洼野地如鬼府一般令人毛骨悚然,直觉得自己的头发梢突然都竖起来了,头皮一阵紧一阵麻,浑身像筛糠一样找到了白天选好的菜畦,闭上眼就拼命往前爬。


由于不敢睁眼,有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倒没看见,但听到了凄厉刺耳的怪叫声,还感觉有东西在抓挠我的胳膊,拉扯我的腿脚……我懵头胀脑、惊惊吓吓地一通叽里咕噜、屁滚尿流,爬到畦头大喊两声:“我要俺娘!我要俺娘!”然后撒脚就往家跑。


跑回家一头就扎到炕上了,贴着身子的衣服全湿透了,不知是汗,还是尿。连除夕夜的饺子也没吃,整躺了两天才缓过来神来,却并没有治好娘的病,来年一开春娘就去了。


幸福的童年稍纵即逝,就像一只小鸟飞向远方时,留下的只是一些梦幻的影子。


母亲去了天堂,母亲就是天堂。



我的母亲 

汪曾祺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姐姐回信说:叫"强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么个名昵?是小名么?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行四。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她到淮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 

   

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 

   

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冬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 

   

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 臀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 "'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i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 

   

都在这三问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 

   

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作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 

   

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草药给地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乙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r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心经》、《高王经》。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 

   

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 

   

她死于肺病。 

   

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E1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 

   

她今年八十六岁。 



我的母亲

季羡林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的记忆

孙犁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 


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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