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最后一次英文演讲都讲了些什么-婴美网

提示：点击↑上方"史客儿"免费关注！

●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

写在前面：此文刊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一期亦即第二十期《温故》丛书。这里是原文。还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同事范光华对此文也有贡献。

时至今日，可以这么说，正是 1961年11月6日，胡适先生在台北的25分钟英文演讲，让他在三个多月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

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44卷本《胡适全集》，在第39卷《英文著述（五）》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是《Social Changes andScience》（意即社会改革与科学）。这是胡适最后一篇英文演讲稿。编者（这里的“编者”不知是指《中国自由评论》的编辑还是44卷本《胡适全集》的编辑）用英文加了“编者按”，译成汉语就是：“这是胡适生平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与往常所做的演说一样，是一篇颇觉争议性的演说。这篇演说发表在1961年11月6日的东亚四国科学教育会议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一场有关中西方精神价值的激烈辩论。”⑴

再查胡适1961年11月6日日记，知当天有美国外援机构即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远东各国援助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的主持人员在台北集会”。而在此之前，美国在台的一位主持人哈利·施密特就邀请了胡适“在他们第一天开会时作二十分钟或半点钟的谈话”。胡适当时听说参加会议的不过16人，也就答应了。可临近会议召开前，胡适“才知道他们不但在报上发表了我‘讲演’，并且印了请帖，帖上说开幕典礼主要节目是我‘讲演’‘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所以我不能不着重想想这个场合我应该说什么话。我昨天决定把我要说的话用英文写出来。昨天不幸上下午都有几批客人来看冬秀（引者按：胡适之妻），所以我到晚上才有工夫写出一篇可讲廿五分钟的演稿，写到早上两点钟才写成。”胡适在日记中还说：“我的话是三十五年前的老话，但在今天似乎还是没有人肯说的话。”⑵

据悉，这篇英文演讲稿是徐阮高译成中文的，经胡适先生校改过。中文稿在台湾公开发表后，遭到不同观点的人的批评，认为胡适贬低东方文化，崇洋媚外。甚至在讲话三个多月后胡适之死也与此有关：因“研究院”副院长李济不经意间又提起胡适讲话后挨批的事，让胡适很不高兴，并引发心脏病去世。不过，也由此可见，胡适一生都向往西方的技术和精神文明——尽管他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更不存在胡适晚年认可东方文化一说。

现在，我们只能说是上帝的安排，胡适把他在几十年前最想说而一直无人肯说出的一些话，让他在去世之前三个多月借英文演讲又说一遍。尽管在说之前他也有很多铺垫的话，但胡适就是胡适，当时虽然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仍然像一个“老愤青”，一旦打开“话匣子”，一旦开了口，他是不会顾忌的——加之又是他几十年前说过的一些意思呢，更无需顾忌了。之所以说那些话是他最想说的，看看他的那些“铺垫”也就很好理解了。不过，从大量的回忆文章以及他的秘书胡颂平所记录来看，可怜的胡适，事实上，也正是这个25分钟的英文演讲，让他在演讲三个多月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个演讲，谁也不敢说胡适的生命还可延长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胡适在25分钟的英文演讲中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先来看胡适的铺垫。胡适天分高，他所说的话，都是他想说的，他要说的。至于说得说不得，说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从胡适文章中很少看到胡适的“世故”，这一点，只要从他日记中看他记着自己无数次的“打牌”，就不难明白。但胡适并非不懂“人情世故”，这一点，在他这最后一次英文演讲中，可以说胡适向我们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说是“活灵活现”。

一开口，胡适就竭力向大家解释，这篇演讲的题目不是他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按胡适的理解，“这个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在胡适看来，由于此次参加东亚科学教育会议来的诸位都“是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因此这种“大而重要的题目”更适合那些人来做，至少由他们来讲比他胡适更合适。

在为自己即使讲得不好提前找个“退路”之后，胡适像一个老顽童更进一步调侃起来。他说自己今天被请来，很疑心是“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当然，他紧跟着又补了一句，或者也有可能还要“存心作弄”来参加会议的诸位。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式会议开幕的时候，一般是不会作这种调侃的，除非这个人具有“调侃”的资格，而恰恰这种资格胡适就具备。因此在他说出这种调侃的话后，没有给人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那么如何“作弄”（作者按：现在的习惯写法是：捉弄）胡适以及来参加会议的诸位呢？胡适认为，这就是让胡适“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辩护士’”，要他胡适“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什么是“魔鬼的辩护士”呢？这篇英文演讲稿的译者加了一个注：“魔鬼的辩护士”，是中古会的一种制度，即中古教会每讨论一种教义，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此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

而胡适认为，要他来演讲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就等于是要他来讲一些不中听的话，让来参加会议的诸位然后好反驳他。胡适接着又调侃一句：“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听到胡适这种诙谐语调，大约都会忍不住发笑的。

接下来，胡适才“书归正传”，谈他要讲的正题。

二

由于这次会议的性质，给胡适出的题目虽然是“社会改革”，但胡适明白，他今天要讲的“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于是，他首先就告诉大家：“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几十个字，看着平淡无奇，细细揣摸，胡适想说，我们这些具有东方知识的人们不要还迷恋我们的过去，要勇敢地接受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

而由于具有东方文明的人有一种优越感，总觉得西方文明不过是技术上的文明——这也正是19世纪中国那些保守派们之所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原因。这些人总以为我们在文化精神上要高于西方，因此，“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

紧接着，胡适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何以为证？胡适开始举例：“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一连发问之后胡适并不满足，继续“炮轰”：“试想像一个老叫化婆子死在极度的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所主宰的极乐世界中去，——试想像这个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价值可说！”

像这样举了一堆例证后，胡适才说道：“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应付大自然的力量了。”其实并不单是胡适有这种认识，一个多世纪前，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他的《论自由》中也是这么看的：“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慧的人们所做出的事功。……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奥秘，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⑶，甚至警告欧洲，，就“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

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1949年后做了广东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认为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所谓发展不外是死板的延长和放大，绝无改变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还有什么进步了，甚至引用黑格尔的话说：“过去的中国，就是现在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也就是过去的中国。”而周有光先生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比如伊朗，有君权国家，就是专制制度，比如**，有民权国家，像欧美。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⑷伊朗是一万年前，那么有的国家呢？从君权到民权又相差多少年？我们又是多少年前的国家？

正因为我们“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胡适也就又顺理成章地强调：“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在胡适看来，西方那些技术文明中往往也包含着精神文明，这一点，中国人现在是能感受到并能理解了。

胡适为何不承认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八册《胡适思想批判》中不存在什么学问，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而周有光在他2010年出版的《朝闻道集》中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追求先进文化要摆脱思想的束缚，先进文化是自由土壤中萌发出来的鲜花。”⑸

为了要人们承认技术文明同时就包含着精神文明，胡适又一再举例说明：“器具的制造的确早就极被人重视，所以有好些大发明，例如火的发明，都被认作某位大神的功劳。据说孔子也有这种很高明的看法，认为一切文明的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从人的意象生出来的。周易系词传里说得最好：‘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利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说法。所以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成就，这并不算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之后，胡适又讲道：“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生在一只原始的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着近代喷射飞机在他的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这些话的意思，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他就讲过，比如，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就这样说道：“……那些夸耀东方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较美国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⑹

又说：“如果我们要劳苦工作，才能够生存；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凡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化为基础。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说过：‘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史观，乃是很简单的常识。我们试想想：一群妇女孩子们，提着竹篮，拿着棍子，围聚在垃圾堆中寻找一块破布或是煤屑，这叫做什么文明呢？在这种环境里能产生什么道德的精神的文明么？”⑺

而1926年7月10日胡适发表在《现代评论》4卷83期上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被后人认为“这是胡适关于东西方文化与文明见解的最重要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的思想，36年后，胡适依然在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我们把25分钟演讲与《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对比着来读，就会发现，思想一脉相承，尽管25分钟演讲稿是胡适演讲前现拟的，其文字也与这篇文章不可能相同，但思想意思可以说完全一致。

胡适在演讲要结束前，一方面对他的这种认识作些解释，同时也在告诫国人。非常不幸的是，胡适约五十前的告诫如果说也起了一些作用的话，那也只是在我们的宝岛台湾，而在大陆，大半个世纪，甚至至今，倒是在证明着胡适像是有先见之明。

请看胡适在演讲最后几段话是如何说的，并以此为本文作结：

2010-5-15

注释

⑴ 参见44卷本《胡适全集》第39卷第67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除了在该文篇首有“编者按”，文下还有英文注释，译成汉语即：参见《自由中国评论》，1962年3月，第12卷3期，39～41页。这篇演说发表于1961年11月6日的东亚四国科学教育会议上。中文译稿可参见徐高阮所译《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一文。该译文收录在《胡适演讲集》中（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第三卷）第三卷，570~580页。

⑵《胡适全集》第34卷第763～764页。

⑶ 约翰·密尔《论自由》第8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⑷ 见2010年4月号《独立阅读》。

⑸ 第21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⑹ ⑺《胡适文集·3》第438页、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附录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胡适

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个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辩护士”（注一），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去掉一个深深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很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化婆子死在极度的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所主宰的极乐世界中去，——试想像这个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应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的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决不肯自己显示给那些凭着空空的两手和没有训练的感官来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学史和大科学家的传记都是最动人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些献身科学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气馁的失败，以及忽然得到发现和证实的刹那之间的那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高兴。

说来同样有意味的是：连工艺技术也不能看作仅仅是把科学知识应用在工具和机械的制造上。每一样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质和能力来表现一个观念或一大套观念或概念的产物。人曾被称作能制造器具的动物（注二）。文明正是由制造器具产生的。

器具的制造的确早就极被人重视，所以有好些大发明，例如火的发明，都被认作某位大神的功劳。据说孔子也有这种很高明的看法，认为一切文明的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从人的意象生出来的。周易系词传里说得最好：“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利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说法。所以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成就，这并不算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东方的人，站在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的门口，最好有一点这样的精神上的准备，才可以适当的接受、赏识这个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东方的人最好有一种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

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我曾经提议对几个常被误用而且很容易混淆的名词——“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质文明”(Material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虑，重新下定义。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生在一只原始的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着近代喷射飞机在他的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又曾说到，“唯物的文明”这个名词虽然常被用来讥贬近代西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在我看来却更适宜于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后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被物质环境限制住了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总而言之，我要说一个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对抗物质环境而反被物质环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怜。

另一方面，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约二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注三）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1925年和1926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1926年和1927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1928年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 Beard) 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WhitherMankind”里的一章。

这并不是对东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责难，也决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这乃是当年一个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学人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需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的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

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一点这样的智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得不到一点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我怕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的生根，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