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精华
黄 嘉
（国防科技大学）
李时珍（1518～1593）是明代著名医学家、药学家，世界文化名人，其名著《本草纲目》被誉为16世纪中国百科全书。他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科学方法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从而在科学上取得多方面重大成就。
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思想
在李时珍的成长过程中，所受哲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哲学思想。李时珍从墨子、荀子、王充、刘禹锡、柳宗元、张载等思想家的著作中，学习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思想武器，用以批判有关医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扫除科学研究中的思想障碍。在其《本草纲目》等著作的字里行间，闪耀着古代自然哲学的思想光芒。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命题：“医者贵在格物”（《本草纲目·卷十四》），认为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本草纲目·凡例》）。这是他坚持实践、认识万物的指导思想。追溯其源，李时珍这种观点实出于宋代理学。李时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扬弃朱熹格心修养的唯心主义观点，吸取了其认识论部分，特别是吸收了张载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格物穷理理论：格物，是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体验；穷理，是把格物取得的资料，进行归纳、比较、分析，找出事物的性理。在格物穷理思想指导下，李时珍深入研究自然界，变革自然界。具体说来，就是从实践出发，认识药性，辨察药理，阐论医道。为了探究药物性能的真谛，李时珍采访四方，足迹踏遍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北、河南、江西、安徽、福建、江苏等省的山林河海。在交通闭塞的古代，李时珍行万里路，采万种药，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所研究的药物，都经过多方考查，对于有疑问的药物，则更是不避艰险，不顾疲劳，跋山涉水，从事采访收集。在他看来，“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本草纲目·卷四十七·禽部小序》）大有一事一理不知，深以为耻的气概。这充分体现出他对待自然界事物的客观态度，显示出他格物晓理致用的唯物主义精神。由上可见，格物穷理属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范畴，是李时珍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时珍在医药学上的成就是格物穷理的产物，是朴素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成果。
李时珍坚持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一元论，作为自己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石。他认为太初只是一气，由气化生万物，人也由气所化生。人们之所以生病，并非鬼神作祟，而是由于客观存在的“邪气”干扰了人们的生理机能的正常作用。治病的目的就在于培植人体的正气，抗击邪气的侵扰，使人体生理机能恢复正常的平衡状态。他认为各种动物、植物，乃至金石等物，无一不是气化的产物。由于各种动植物，得气有良和不良，故有的有毒，有的无毒，研究本草就是要分其品类，知其良毒。各种药物虽是一气所生，有着物质的统一性，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差别性。各种药物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人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发现它们的性能及其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掌握其客观规律，乃可得其利而远其害。在这方面，李时珍对古代“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了重要发展。总之，他用气一元论观点解释宇宙万物的统一，解释人与自然的统一，解释人体内部生理机能的统一及一切生理和病理，坚持用自然物本身来说明一切客观的运动变化，而不假于超自然的造物主，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物质统一性，坚持了从客观事物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
李时珍继承和发展了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中医理论，恢复了阴阳学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本来面目。阴阳学说，起初是我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黄帝内经》借助这种哲学思想总结医疗实践经验，解释人同自然界的关系，阐述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医理、药理的不同特征。故阴阳学说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李时珍全面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中国医学理论。他在阐述自然变化、人体生理机能消长、疾病治疗原则、药物配伍原则及药性理论时，全面地运用了阴阳学说，从阴阳互根观点出发，分析阴阳消长、转化的原理，探寻达到阴阳调摄的途径。李时珍的阴阳调摄思想，是对《黄帝内经》、《难经》以来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也是古代阴阳对立统一思想的创造性运用。由于他能结合医药实践对阴阳学说进行具体阐发，使人们对这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更易于理解接受，从而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整体观念和原始系统论思想领会更为深刻。
李时珍在进行医学、药学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五行学说。他继承《内》、《难》以来的医学理论体系，把五行学说同元气学说、阴阳学说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李时珍发展医学理论中的“比类取象”方法，以五行代表人体的五脏、六腑的生理机能。用五行推衍的方法，阐明脏与脏、腑与腑、脏与腑、脏腑与人体各器官之间的内在有机制约关系，对发展祖国医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在应用五行概念的同时，李时珍还经常同时运用八卦思想。他认为八卦思想是五行思想的衍生，乾、离为火，兑、坎为水，坤、艮为土，巺、震为木，八卦无金。在医药学中，把八卦思想同五行思想结合使用，鲜明地表明李时珍受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为了医学、药学理论研究之需要，他总是先从传统哲学中寻找理论思想工具，同时又赋予传统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以新的内容。
李时珍还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一思想。天人关系问题，是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在《本草纲目》里都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李时珍考虑天人关系时，着重研究的是人们的一切医药实践活动，要严格遵守季节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医药学者诊病、论治、处方、制药，时时都要考虑天文、地理的影响。从时间上考虑，不同的季节，易患不同的疾病；同一病症，在不同季节，处方用药要依天时变化而有所不同；药物的栽培、收藏、炮制都应遵循严格的季节要求。从地理条件考虑，不同的地域，生长不同的药物；地域水土不同，对人体的生理特点和治病用药都有所影响。一个医药学家，坚持唯物论，就是要遵循客观自然法则，遇事要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李时珍在科学研究中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原则。
综上所述，李时珍从元气化生万物的思想出发，肯定阴阳调摄、五行胜复、物性相别的相互关系，最后达到天人统一、人定胜天的结论，处处表现出对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因此可以说，《本草纲目》不仅在医学上树立了丰碑，同时对古代自然哲学的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历史贡献。
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李时珍论医，机圆法活，平允中正，论药，兼收并蓄，变通权宜。《本草纲目》作为16世纪的百科全书，虽然没有专章阐述哲学思想，但在论医、论药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李时珍探索医药科学奥妙之所以取得光辉成就，原因之一是他自发地运用了辩证法思想。
他坚持整体思维方法，充分揭示人同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人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整体关系，揭示辨证同论治的辩证统一原则。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离开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就无从认识事物。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提出“顺逆天时用药论”，就是从普遍联系方面来阐述人体、天时、用药三位一体的整体性的。李时珍认为，人体与天地四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时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变，人体居于天地之间，必须因时顺应，方可遂其生发之机。此即所谓“体天地之大德也”(《本草纲目·卷一》）。他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医药学中的整体思维方法，论病必同人体素质、自然环境统一，从水谷传输的畅阻观察人体血气的盛衰，预见病变的传变。论药必同疾病的性状、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相联系，从脏腑的虚实，决定治法的攻养、补泻。他认为，重视脏腑机能的整体作用，这是全局；同时还应承认脏与腑之间、腑与腑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这是局部。整体是个大系统，局部构成子系统。单了解五脏六腑的整体作用，不知某脏某腑的特殊关系，这仍然不能说是透彻地掌握了整体观。他明确主张辨证施治必先考察脏腑的虚实寒热，再论方药的补泻攻养。在考察方药的补泻攻养时，又必须紧密联系药性的升降沉浮，气分、血分，还要考虑四时用药的一般法则，以及春得夏病、秋得冬病的特殊情况。在认识药物归经的一般特性之后，还要考虑因配伍不同而发生归经的改变。总之，整体观是李时珍经常运用的一种思维方法。把脏腑看作统一的整体，以整体机能是否协调来判别人体血气的盛衰；根据血气之盛衰，确定七方、十剂的运用；先察脏腑虚实再确定药物的取舍。生理、病理、药理三者结合，综合权衡，准确辨证，精心施治，慎重投药，则可药到病除，此乃整体思维方法的妙用。
他坚持辩证的发展观，深察古今医理、药理的发展过程，总结古今疾病的异同和药物兴衰、衍变的客观规律性，把古代辩证法思想推向新的水平。“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这是李时珍所阐述的宇宙发展观。李时珍博闻广识，学淹古今，继承《内》、《难》以来祖国医学辩证法思想，融会贯通，善于用发展观点分析问题。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无不处于永无止境的运动变化之中。他结合医药历史与实践，阐述宇宙变化无穷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不断进化的，随着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改进，社会上的病证有发展，医药条件在改善，医药学知识随之不断更新。李时珍在“古今六合变化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坚持发展观，论述本草学的历史演变。他指出古今药物的品种由少而多、由简到繁；人们对药物性味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刻；至于药物的产地，也随时代不同而不尽相同。在他看来，“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正由于药物古今兴废多有不同，故本草著作历代多次重修，这是他立志重修本草的基本指导思想。
他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观察分析问题，从病变的当今，预见其未来，肯定药物于治病有利，也指出久服良药存在走向反面的可能性。他用充分的事实阐明不同的药物，正因其性质相反，在同一方剂中，可发挥相反相成的作用。人们正是利用不同药物的对立性，促其“相反而立功”。他就此分析了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的对立统一原理，指出“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至偏胜之害也。”（《泽泻根·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页）他运用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丰富的临证经验和医疗史实，分析了良转化为毒、利转化为害、福转化为祸的种种事实，阐述了在使用某些药物时，由于忽视对立统一法则，因其有一定的疗效就长期使用，病愈仍不停止，久之发生偏胜现象，良药转化为毒药，反致人于死命。
他从质与量辩证统一的观点观察方药，在论述处方配药、因人施药、焙制方药问题时，处处考虑到量和质的辩证关系，坚持质与量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对传统哲学中质量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了生动地运用与发挥。关于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在我国医药学中从来受到重视。李时珍继承这一优良思想传统，在自己的药物实践中，灵活运用，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他强调，每一方剂中，君臣佐使的配伍，不只要认真考虑药物的品种，尤其要注意其中不同品种的量的区别，同一处方，药物品种虽同，每味药物的分量不同，其疗效就大有区别；同一处方治同一病症，其剂量应随季节的变化和患者身体的素质不同而增减。药物中的“量”的问题，不只表现为药物的斤两钱分的重量问题，可能表现为药物炮制中的时间定量问题，也可能表现为方剂的更换次数问题，以及病变的部位深浅和投药的次第问题。他指出，服药是为了除病，病除药即止，不可久服过量，药物使用过量，反会造成人体生理机能的平衡性的破坏。医家应充分考虑到药物的分量与除病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关系。他再三提醒人们治病当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不同的方剂只能调节生理机能受到破坏的某些部分，从生理机能的局部恢复正常到人体全面恢复正常，也存在一个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论主次，不分先后，见病投药，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总之，李时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医药中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他坚持执常御变的常变统一思想，既注意把握药物的一般性能，又强调灵活用药，注意药物经过炮制、配伍后的变化。“常”和“变”是李时珍经常运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史上，“常”，反映事物的常规性，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变”，反映事物的变动性，即事物发展的特殊表现。李时珍不管论病、论药，经常考虑一般的、普通的原则在特殊条件下如何具体运用，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反对不知权变的形而上学。他用常变统一思想论药，指出药理有常，用之则千变万化。药有五味、四气，这是药物的“本性”，它是一定不变的，是为“常”。不同配伍，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方剂，这就是它的“变”。七方、十剂固然有其常则，对于人体的功效或补或泻，因人而异，更不可执一。故李时珍说：“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也；其或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其于五脏补泻，亦迭相施用也。”（《五脏五味补泻》校点本第一册，第78页）他告诫人们，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医药卫生条件多有不同，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药物也古今多异，绝不可以一般原理原则，硬套千变万化的病变，用一种药方普治百病。他注重应人施药，指出，患者或生豪富之家，或生贫贱之家，虽同病亦须异治；人们的脏腑总有偏胜，就病施药不可一概而论。医家的医术高明与否，全看能否执“常”以应“变”。
李时珍沿着祖国科学发展的光辉道路，运用数千年来不断完善的科学方法，依靠传统思维方法的优势，终于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取得惊人的成就。剖析他的成长道路可以发现，他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善于运用传统哲学中自然观和认识论的思想精华，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保证在科学的海洋上乘风破浪前进而不致迷航。他的成功秘密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名言：
医者贵在格物。
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