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著、：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丛”之五，全书约50万字，编者按页码摘录约3.5万字，分若干篇上载本公号，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1970年到到2010年的4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了一次高涨。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Freedom 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45个。（p.009）
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这一变化，即是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p.009）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的，是社会的一大转型。（p.009）
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p.009-010）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顶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权威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p.010）
，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制度的保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p.012-013）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退回权威、印度腐败、发展中国家政府衰败、，均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虽然强大，但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这么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p.015）
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认为，摧毁旧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p.017）
右派中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认为，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p.017）
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各式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甚至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这样的基本机构。（p.017）
左右派梦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并非只是海市蜃楼，其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说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路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这里不见踪影。（p.018）
本卷的目的，，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制度，即是刚才所提及的：
1.国家（the state）
2.法治（the rule of 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p.021）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p.021）
·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 ，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
·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p.023）
，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p.024）
基于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只探询其他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他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可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p.024）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p.025）
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应指行政体制，∵法制和责任也是国家的一部分）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p.025-026）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p.026）
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p.026）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比如议会。（p.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