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此文为本期专题“《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一本杂志、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五篇）
提要：本文以《社会学研究》1986-2015年所发表论文为研究载体，运用词频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三十年来论文作者特征、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学术机构和区域分布等情况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全面总结了《社会学研究》杂志三十年的发展特点，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学三十年来的成长历程、研究热点、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本文对于厘清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发展脉络，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学“新黄金时代”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社会学史；文献计量分析
一、导言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之初，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成立一个学科，要有“五脏”、“六腑”（费孝通，1986）。“五脏”是指会、所、系、图书资料、刊物和出版社。刊物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出口，是一个专业领域的重要指挥棒，在推动学科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办好社会学刊物，是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学研究》创办于1986年，到2015年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出版了180期。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最权威的专业刊物。自创刊以来，《社会学研究》以促进学术交流和中国社会学学术进步为宗旨，致力于引介西方社会学、促进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开拓东西方社会学研究学术对话渠道、培育中国社会学学术新秀，对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社会学队伍成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学术期刊不仅是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同时还能引导学科的研究取向，反映学科的发展历程。在《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年之际，在社会学发展进入新阶段之时，对于杂志自身和所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和总结，有利于促进学界对社会学发展的认识和反思，创造中国社会学的新成就，拥抱中国社会学的“新黄金时代”（李培林，2015），为正在推进的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建设实践做出新的贡献。本文运用词频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杂志三十年的发展特点，探讨中国社会学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学术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以期厘清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学学术的发展脉络，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包含《社会学研究》自1986年第1期创刊以来至2015年第6期所有发表的文章。遵循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惯例，我们剔除了卷首语、数据资料、投稿指南、征订启事、年度总目录、会议通知等文章，连载论文只统计一次，共获得2442篇论文。对于作者，我们只统计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情况，共计1368位作者（如图1所示）。本文检索内容涵盖论文标题、关键词、作者姓名、单位、年龄、职称、所在省份等内容。将全部内容分类整理、编码形成数据库，并对内容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二、《社会学研究》杂志三十年
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内作者数量和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都要遵循科学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代科学学和情报学研究中有关科学家生产率的计量理论，都是以洛特卡（Lotka）定律（分布）为基点的。杂志的作者数和论文数是否服从洛特卡分布，是杂志办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崔玉萍、李月华，2004）。因此，我们首先采用洛特卡定律测量《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数量和作者数量的关系，然后使用新增量和重复量进一步探讨新作者和老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情况，最后根据普赖斯公式（Price Law）计算出核心作者临界篇数，考察核心作者的学术贡献。
（一）洛特卡定律
为研究《社会学研究》作者和论文数量的统计规律，我们对发表的论文总时间段和三个时期（各十年）分别求洛特卡分布函数，并进行检验，K-S检验结果在α=0.05水平上都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论文发表情况在总时间段和三个时期都服从相应的洛特卡分布函数，而且n都处于1.2≤n≤3范围之内。这说明《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年以来一直遵照客观规律稳步向前发展。
表1汇报的是论文作者洛特卡分布的情况。三十年间，《社会学研究》共有1368位作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其中，70.1%的作者发表了一篇论文，经过两个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这个比例显著高于在洛特卡所研究的化学领域发表一篇论文作者的比例60.79%。这表明，过去的三十年《社会学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断有新的研究者加入到作者队伍中。
分时期来看，发表一篇论文作者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从第一个十年的740%逐步下降到第二个十年的72.5%和第三个十年的71.5%。而发表两篇论文作者的比例逐步上升，由第一个十年的13.2%增加到第二个十年的15.6%和第三个十年的16.1%。这一变化趋势反映出《社会学研究》从开始起步、快速发展，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培养出了高水平、高产出、专业而稳定的作者群。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学研究》与成熟学科期刊作者群相比还存在差距，还有可提升空间。
（二）增复量
洛特卡定律侧重考察发表一篇论文的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比例，而论文作者增复量则重点考察发表一篇论文作者的发文量占论文总数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发表过一篇论文的作者为新作者，发表过两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为老作者。新作者的增加和老作者的稳定是确保刊物活力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三十年间，《社会学研究》的新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70.1%，但是发表论文数量却只占论文总数的39.3%，大大低于理论最佳值64%（侯佳伟，2010）。老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29.9%，发文量却占60.7%（见表2）。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学研究》作者队伍稳定，高产论文作者作用明显；另一方面，新生力量发展缺乏后劲，“流星”作者比例高。分时期来看，情况略好一些。三个十年中，新作者的增量几乎都在47%左右，表现比较稳定。
（三）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是指在一种期刊上发表文章数量较多的作者。依据普赖斯的计算公式，可以算出核心作者临界篇数N。由公式计算可知，三十年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三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可称为“核心作者”。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核心作者共有220位，占作者总人数的16.1%。他们共发表论文1105篇，占发文总量的45.2%。这些作者是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后起之秀，在社会学界有较高的建树，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确保期刊质量的骨干队伍。
分时期来看，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核心作者临界篇数均为三篇，第三个十年则为两篇。如果统一以发表三篇及以上论文为核心作者的标准，从表3中可以看到，三个时期核心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都在12%左右，而发文量所占比例从36.5%下降到31.0%。如果第三个十年按照两篇计算，核心作者人数比例提升至28.5%，发文比例提高到52.5%。有研究表明，期刊核心作者发文量大约占全部论文数量的50%比较适当（王崇德，1982）。第三个十年，《社会学研究》核心作者发文量已达到此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学研究》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三、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三十年
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林立，研究对象宽泛，研究议题繁杂。三十多年来，《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和学者们对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过多次回顾、梳理和反思（方明、王颉，1988；张宛丽，1989；魏屹东、邢润川，1996；Zhou & Pei,1997；《社会学研究》编辑部，1986，2000，2001，2004）。在此，我们仅对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作简要分析，以此反映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一）热点研究议题
我们对《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词进行了词频分析，以三十年和每个十年排在前十位的关键词（如表4所示）为研究对象，分析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及其发展与变迁，主要发现如下：
1.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学科视角是社会学恢复和重建时期的重要特征
在三十年来的关键词中，“社会学研究”共计出现191次，排在首位。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分别出现123和59次，都排在第一的位置。一方面，这说明社会学学者普遍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自身学科视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学科恢复和重建初期，社会学鲜为人知，不被政府、社会和学界所熟悉的尴尬境地，学者们需要不断强调学科视角来突显研究价值。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快速发展，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对学科视角的强调也随之下降。在第三个十年，“社会学研究”仅出现九次，就是很好的证明。
2.中西方社会学的碰撞和交融是社会学恢复和重建早期的鲜明特点
经过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中断，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初期，学界对西方社会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十分陌生。引进和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当时工作的主线是向整个社会学界做介绍性工作，而不是发展本土理论（杨善华、李猛，1994）。因此，“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初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关键词来看，“西方社会学”在三十年间共出现60次，排在第四位。特别是在第一个十年，“西方社会学”出现了40次，排在第四位。
当代中国社会学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格”和“实用性格”（阎明，1990）。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的（费孝通，1998；吴文藻，2010），应由中国学者来发展，应以研究解决中国问题为本，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方案与线索。因此，在对待西方社会学的态度上经历了由学习借鉴到扬弃的过程（林南，1986；韩明谟，1994）。从关键词来看，“中国社会学”在三十年间共出现97次，排在第三位。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分别出现62次和29次，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3.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研究是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议题
20世纪90年代，“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李培林，1991，1992，1994）。社会结构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张静，1993；陆学艺，1995；郑杭生、洪大用，1996；李强，2005）。从关键词来看，在三十年间“社会结构”共计出现122次，排在第二位。在三个十年中，分别出现60次、48次和14次，分别处于第二、第三和第二的位置。
社会分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随着从“阶级”到“阶层”的话语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及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Nee，1989）的流行，社会分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李强，1997；李路路，1999；张宛丽，2000；刘欣，2005；梁玉成，2007；吴愈晓，2013）。作为关键词，在三十年间“社会分层”出现44次，排在第十位。在后二十年间，分别出现21次和9次，排在第八和第七的位置。
4.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涂尔干和帕森斯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人物
在诸多西方社会学理论大家中，涂尔干作为古典社会学的思想大师，始终是国内社会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人物。涂尔干的原著等作品在国内社会学界得到较为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向阳，1989；渠敬东，1999，2014；张翼，2002）。作为关键词，涂尔干在三十年间共出现72次，排位非常靠前。分时间段来看，在三个十年中，分别出现25次、27次和19次，分别排在第十、第四和第二位。
在社会学重建和恢复初期，国内社会学界对功能主义的介绍占了很大篇幅。毫不夸张地说，功能主义在当时理论意识相对薄弱的国内社会学界占有中心的位置（杨善华、李猛，1994）。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帕森斯在中国社会学界备受瞩目。作为关键词，在三十年间帕森斯共出现54次，在前两个十年分别出现25次和22次，排在第十和第六位。但在第三个十年，帕森斯已经不再是关键词前十名，中国社会学界对其的关注开始降温。
5.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是近二十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发现了社会关系在中国社会分层和资源获取中具有重要意义（彭庆恩，1996）。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学者们使用该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关系”问题，促进了该领域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社会学界的重要议题（张文宏、阮丹青，1999；张文宏，2003；张文宏等，2004；赵延东，2002，2007；边燕杰、张磊，2006；、范晓光，2001；，2014）。作为关键词，社会网络在第二个十年，出现过24次，排在第四位。在第三个十年，社会资本出现23次，上升至第一位。
劳动力市场是近年来另外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种种制度壁垒的存在，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导致了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学者们对此非常关注，从户籍、收入不平等、社会排斥、社会流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蔡昉，2001；吴晓刚，2006；吴愈晓、吴晓刚，2009）。作为关键词，在最近的两个十年中，劳动力市场分别出现19次和8次，都排在第九位。
（二）主要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区别于哲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研究所具有的经验性（风笑天，1989，1995）。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的运用强化了中国社会学学术的实践取向（李培林，2000）。关于研究方法，学者们已从概念区分、研究类型、资料收集等各个方面进行过全面分析（风笑天，1995，2000；风笑天、田凯，1998）。在此，我们仅对三十年来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作简要分析（见表5）。
1.量化研究已有长足发展，但所占比例依然偏低
在社会学“补课”阶段，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和引进成为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学习美国社会学定量分析方法是中美社会学初期交流的主要内容（邓方，1989）。从那时起，量化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学界扎根并茁壮成长。在三十年间，量化研究论文共发表505篇，占发文总数的20.7%。分时段来看，在第一个十年，量化文章占发文总数的23.8%；在第二个十年，其比例下降到19.1%；在第三个十年又有所上升，占发文总数的26.5%。与美国等国家的顶级期刊相比，中国社会学量化研究所占比例依然偏低。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机构各种大型数据库的建设与开放，我们相信量化研究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2.质性研究所占比例相对稳定，混合研究方兴未艾
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三十年间，质性研究论文共发表433篇，占发文总数的17.7%。分时段来看，除了在第二个十年比例有所下降之外，其余时间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一个和第三个十年间，质性研究分别发文182和114篇，占总发文量的17.3%和17%。此外，混合研究方法在三十年间有所发展，但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四、教学、研究机构与区域发展三十年
（一）教学与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为社会学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同时，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和演变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陈树德，1989）。在此，我们以三十年来各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发文情况（如表6所示）和发文量前十位排名（如表7所示）来分析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发展状况与特点。
1.研究力量集中化程度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方面，从发文总量来看，在三十年间，“985”高校共发文908篇，占发文总量的372%。分时间段来看，“985”高校的“聚焦效应”越来越凸显，在第三个十年发文量占到556%，超过发文总数的一半。若再加上“211”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部委研究机构，这个比例则高达79.3%（见表6）。另一方面，集中化程度在排前十位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中更为显著。在三十年间，前十家单位共发表论文1124篇，占发文总量的46%。在第一个十年，前十位的单位占41.9%；在第二个十年，则增加到52.37%；在第三个十年则提高到56.63%（见表7）。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学研究力量越来越集聚、人才资源越来越集中的态势。
2.教学、研究机构蓬勃发展，群雄并起的格局已形成
作为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机构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发文388篇，居首位，发文量是第二名北京大学的两倍。尤其是在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枝独秀，共发文221篇，发文量是第二名北京大学的3.81倍。但在第二和第三个十年，发文数量下降，《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坚持开门办刊、规范办刊，严格控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发文数量，禁止编辑部成员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亦是造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文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领先优势有所减弱。
与此同时，名牌高校群雄并起，表现强劲。北京大学在三十年间共发文202篇，居第二位。在第三个十年间，北京大学共发文70篇，已超越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在第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在三十年间共发文131篇，排在第三位。同时，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老牌名校近二十年内表现强劲，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差距不断缩小。此外，上海大学作为非“985”高校，在三十年间表现突出且稳定。香港中文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第二个十年表现活跃。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居上，在第三个十年进入前十名。
3.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发文量整体下降，个别大学丧失优势
在社会科学院系统中，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外，地方社会科学院发文量呈现下降趋势。在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社会科学院占据前十位中的四席。在第二个十年中，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进入前十。到第三个十年，仅剩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家跻身前十，且排名略有下降，从第一位降到第二位。在高校系统中，有些大学曾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后的第一个十年表现优异，但近几年的发文量却逐渐下滑，丧失了原先的优势。
（二）区域特征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在此，我们以发文量排名前十名的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如表8所示）和全国发文量示意图（如图2所示），来分析三十年间社会学在全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1.北京优势显著，但吸附能力强，形成“环首都学术贫困带”
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教学与科研机构众多，社会学研究的优势非常显著。在三十年间，北京始终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共发文1074篇，占发文总量的45.8%。分时间段来看，在过去三个十年间，北京地区依次发文453篇、340篇和281篇，分别占总发文量的45.9%、49.2%和42.1%（见表8），分别是第二名的5.59倍、6.94倍和3.19倍。
同时，北京的研究“吸附”能力强，形成“环首都学术贫困带”。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河北省。在第一个十年，河北省尚处于在第二梯队，到第二个十年降到第三梯队，而到第三个十年则降到第四梯队，十年内没发表过任何文章。内蒙古和山西同样受到严重影响，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都还能处在第三梯队，到第三个十年则双双降到第四梯队，十年内没发表过任何文章。河南省亦无法幸免，在第一个十年尚能处在第三梯队，到第二和第三个十年则全面落后，降到第四梯队，二十年内没发表过任何文章。由此可见，在第三个十年，在北京周围形成了内蒙古、河北、山西和河南的连片“学术沦陷区”（见图2）。
2.上海、江苏、广东排名靠前，浙江和福建呈现上升势头
在过去30年间，上海发文量分别处在第三、第四和第二的位置，领衔第二集团。江苏仅次于上海，分别处在第四、第三和第四的位置。广东在前两个十年排在上海和江苏之后，处于第五的位置；但在最近十年，广东已超越江苏，排在第三位。在其他的省份中，浙江则一直处于上升的势头，在过去三十年间分别处于第八、第八和第六位。福建在最近十年表现抢眼，位居第十位。
3.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东西部差距拉大
在三十年间，发文地区呈现出集中化趋势。在全国（包括港澳台）34个省市自治区中，第一个十年有30个地区发文，第二个十年缩少到25个，到第三个十年则进一步减少到22个。未能发文的省份大多来自西部，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不断拉大。西部12个省份在第一个十年仅有青海、西藏、宁夏三个省份没有发文，到第二个十年增加到青海、西藏、新疆、重庆、贵州和广西六个省份，到第三个十年则增加到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贵州和广西八个省份。其中，青海和西藏在三十年间没有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过任何文章。
五、作者群体三十年
作者之于杂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重视作者的发掘和培养一直都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也是办刊成功的法宝之一。在此，我们从年龄、职称、学历等方面对第一作者群体进行分析，以此来反映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特征及其变迁情况。
（一）作者年龄、学历和职称
1.平均年龄
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家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在37-40岁之间，但社会科学家的最佳年龄可能要稍大一些（魏屹东、邢润川，1996）。三十年来，作者发文的平均年龄是42.3岁，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平均年龄都在42岁左右，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见表9）。由此可见，《社会学研究》作者的平均年龄要高于自然科学家，与其他学科社会科学家的最佳年龄相仿。
2.学历分布
通过表10可以发现，这三十年间具有博士（后）学位的作者是主流群体，占到作者总数的46%。分时间段来看，具有博士（后）学位的作者比例越来越高，在第一个十年仅占14.1%，到第二个十年则迅速增加到58.1%，到第三个十年则提高到83.2%。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学学科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作者经受过严格的专业学术训练，专业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和学历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作者都具有了博士学位，从而提高了作者群体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
3.职称分布
通过表11我们发现作者职称分布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正高职称比例高。在三十年间，具有正高职称的作者达到47.7%，几乎占半壁江山。分时间段看，第二个十年的比例最高，达到61.7%；第一个十年偏低，占到34.6%；第三个十年居中，占到53.2%。二是中级职称（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比例较高。在三十年间，中级职称的作者占16%左右，高于副高职称（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一方面，这说明在《社会学研究》的作者队伍中青年学者研究能力强；另一方面，这也与《社会学研究》重视文章质量、不迷信职称或权威、鼓励年轻学者发文的办刊宗旨有关。
（二）作者世代（cohort）特征
在当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世代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通过作者的世代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年代作者的特征及其变迁过程。通过表12，我们有两个重要发现：
1.“50后”学者是中坚力量，占据重要的位置
在“30后”到“80后”的6个世代中，“50后”表现最为强势。“50后”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世代群体。“50后”社会阅历丰富，问题意识明确，生存能力强劲。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在学术界快速安营扎寨，开花结果，并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三十年间，“50后”发文总量最多，占到24.3%。分时间段来看，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50后”的发文量都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分别占到26.9%和30.7%。在第三个十年，“50后”的势头已有所减弱，但仍保持较高的产出率。
2.“60后”相对势弱，“70后”强势崛起
与“50后”的强势相比，“60后”则相对势弱。从三十年发文总量上看，“60后”表现不俗，仅次于“50”后，排在第二位，占到16.3%。但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60后”始终排在“50后”后面。在第三个十年，“60后”又排在了“70后”，始终没有出现领先于其他世代的局面。反观“70后”，他们成长于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期，学科训练规范，且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70后”将全面崛起，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生力军。“80后”已登上历史舞台，并有不俗表现。
（三）杰出作者及其特征
1.以朱庆芳、李培林和李路路为代表的“杰出作者”成就令人瞩目
我们把“杰出作者”的标准定为在三十年间和每个时间段发文均在前十的作者，共有40位（见表13）。其中，朱庆芳在三十年间共发表论文21篇，成为发文最多的作者。在第一个十年间，朱庆芳共发文18篇，年均18篇，成为年均最高产的作者。其次是李培林和李路路。李培林在第一个十年发表七篇，在第二个十年发表六篇；李路路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各发表五篇。杰出作者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发文时间跨度长，且在不同年龄段都能保持文章高产。
2.张文宏、曹正汉和应星等人在“60后”中表现突出，、冯仕政、梁玉成、吴愈晓和郑震是“70后”的佼佼者
从世代来看，在第二个十年，张文宏作为“60后”的惟一代表，跻身前十名。曹正汉和应星则在第三个十年表现突出，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胡荣和李春玲表现同样优异，并列第六位。在第三个十年，，表现抢眼，已经占到前十名中的五位，几乎与“60后”平分秋色。
六、简要总结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和制度性变迁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不仅对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且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汝信，1996）。三十年间，《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共同成长，成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和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引领者。本文通过对《社会学研究》1986-2015年所发表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出《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五大发展趋势与五大挑战。
（一）五大发展趋势
1.《社会学研究》呈现日益成熟的趋势。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一直都遵循客观规律稳步向前发展。一方面，在杂志发展初期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作者队伍不断有新的研究者加入，呈现出快速成长的态势；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杂志已经涌现出一批水平高、产出高、专业强的稳定作者，标志着杂志逐步走向成熟。
2.研究议题呈现热点突出、内容多元的趋势。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热点议题凸显，涉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劳动力市场等内容。同时，社会学研究逐步走出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等传统领域，在市场结构、消费行为、生态环境、复杂网络、大数据等交叉学科领域中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3.研究方法呈现科学化、规范化的趋势。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逐步走出哲学思辨的苑囿，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已被社会科学界所认可，呈现与经济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学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理论、量化和质性研究的规范化程度都已显著提升。
4.学术机构呈现蓬勃发展、群雄并起的趋势。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增长迅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较为明显。同时，北京大学发展势头迅猛，有赶超态势。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名牌高校表现强劲，全国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
5.研究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趋势。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实力强劲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70后”已全面成长起来，将成为研究的生力军；“80后”已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且迅速成长、表现优异。同时，博士比例大幅上升，“海归”人数不断增加，研究队伍专业化程度显著提升。
（二）五大挑战
1.核心作者群代际更替的挑战。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核心作者群年龄结构老化的问题已经出现。新生代作者群虽然已经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但却面临可持续发文能力较差的问题。因此，如何成功实现新生代和老一代核心作者群的代际更替，培养一批年轻且具有持续发文能力的核心作者，是杂志未来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2.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挑战。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呈现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形势。一方面，北京作为“领头羊”一支独大，且研究“吸附”能力强，造成“环首都学术贫困带”；另一方面，东中西区域差距在不断扩大，西部省份发文能力严重下降。因此，如何应对区域差距拉大的局面，促进社会学区域上的均衡发展，是未来社会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3.教学、研究机构发展不平衡的挑战。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力量和人才呈现出越来越集聚的态势。排名前十位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已经占据发文量的半壁江山。名牌高校与普通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差距日益拉大。在国家启动实施“高端智库”和“两个一流”战略的背景之下，这种趋势将会愈演愈烈，应引起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
4.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挑战。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国际影响的契机。因此，如何向世界解读中国社会的变化，介绍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提高与国际社会学界的对话能力，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都是未来中国社会学界面临的艰巨任务。
5.期刊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新技术、新媒体的挑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和阅读方式。在新媒体时代，《社会学研究》如何创新出版理念、出版模式和出版技术，如何实现“一刊、一网、一微”三位一体的办刊模式，实现纸质版的期刊、学术网站和微博、微信的良性互动，都是未来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昨日之日不可追，明日之日须臾期。回首过去三十年，《社会学研究》为推动中国社会学的规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迎接中国社会学春天的到来，为促进中国社会学“黄金三十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展望未来三十年，《社会学研究》必将继续引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为中国社会学走向全面繁荣，为中国社会学提升国际影响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尉建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侯佳伟）
责任编辑：梅笑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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