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近100年，因而也被认为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但是明清一贯的海禁策略中，郑和七下西洋，前后接近30年，每次船员可达万人，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似乎让人费解。于是就有了入海寻建文帝的传说。
（明建文帝朱允炆）
事情得从靖难之役说起。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次年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改元当年，。这中间是非曲直复杂得很，咱也不淌这浑水，只说经过：经过4年战争，1402年，朱棣的军队攻陷南京，这就是著名的靖难之役。朱棣称帝，即明成祖，年号永乐。靖难兵入南京时，建文帝不知所踪，时传建文君浮海遁去，又传其遁入深山穷谷。于是就有了后成一系列的传说。
陈登原先生将考据之力发挥到极至，把有关建文帝靖南后的记载几乎全部搜罗了过来。不妨来看看。
要说建文故事只是传说，也不完全对，因为正史中也有一些蛛丝马迹。
《明史·胡濙传》云：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之，帝疑之。永乐五年（1407），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二十一年（1423）还朝。
可见建文帝的下落确实成疑。
《明史·姚广孝传》：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这段正史有“传说”给做注脚。
郑晓《今言》曰：靖难兵起，溥洽为建文设药师忏，以诅长陵。金川门启，又为建文剃发，长陵闻其事，囚之至十余年。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姚恭靖（广孝）病革，车驾临视，闻所欲言，荣国于榻上叩首曰：溥洽系狱久矣。上即日释之。
《明史·恭闵帝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葬之。或曰，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案问之，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明史·程济传》：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乃为僧亡去。《张紞传》：世传燕师入京，紞即自经死。严震直奉使至云南，遇建文君，悲怆吞金死。考诸国史，非其实也。
《牛景先传》：世相传有河西佣补锅匠之属。金川门启，帝亡去，济从之，莫知所终。缙云郑僖纪其事为《忠贤奇密录》，传于世。及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纪帝出亡后事甚具。仲彬、程济，皆从亡之臣也。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不足信云。
由于以上数段正史，登原先生相信郑和下西洋是有特殊使命的。
因此他说：“盖陆上寻找建文，至于十五六年之久。郑和泛海，具有同样目的。”又说：“严如煜《汉南续郡志》：‘洋县有崇道观，相传张三丰居此。永乐间，命给事中胡访三丰至酆都观中，三丰趺坐古柏之下，咫尺不见云。’顾起元《客座赘语》：‘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法纪修明之后，一切以醇化行之，治道几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阖。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张三丰者，自为传奇人物，然成祖何以费力物色如此？《明史》于建文出亡，虽曰非其实也，不足信也，然明记溥洽见疑，胡久访。然则建文出亡与否,《明史》究未论定。至于《明史》所谓时传旧臣多从之者，则当时确是如此，观顾起元所言可知。”
以上就是正史中留下的各种证据。说到传说，那当然是源自野史。
据登原先生考证，最早的版本是来自海盐郑晓。
（陈登原《明史蒙拾》手稿）
郑氏《吾学编·胡濙传》云：时传建文君薨或云遁去，诸旧臣多从之者。上益疑，大戮建文诸臣，因遣公出巡天下，名为访仙人张邋遢，又名颁书，遍行郡县，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永乐十四年（1416），巡江浙，二十一年（1423）巡荆襄，还都。会上幸宣府，公驰夜上谒，上已寝，闻公至，披衣急起，召入劳公，赐坐与语，公言：不足虑也。先，公未至时，传言建文君蹈海去，上分遣内臣郑和等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之。
这里就比《明史》里多了许多内容。
《吾学编·太监吴亮传》曰：正统七年（1442），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至藩司，自称建文，墨录曰：我自蜀历滇，游方到此，今老矣，欲送骸骨归故乡。官司奏上，驿送至京，号为老佛。科道官屡上言，恐其惑众，乃下狱，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视，老佛一见亮即曰：汝非吴亮耶？亮曰：不是。曰：吾昔御便殿，食子鸡，弃片肉于地，汝时手执壶，伏而舐之，何谓不是？于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视。复命毕，自缢死。遂取老佛入大内，卒葬西山，不封不树。
《吾学编·程济传》：建文急召济入内问计。济曰：天数已定，但出走可免。乃召匠，为建文祝发。济从之去。凡遇险至几不能脱，济辄以术脱之，相从数十年。后从建文君至南京，南京人尚能识济。
（明成祖朱棣）
《吾学编·逊国记》：成祖即位，革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以故洪武至有三十五年。或曰，帝发火宫中，即祝发为僧入蜀。未几，至滇南，又往来广西、贵州诸寺。天顺间，出自滇南，呼寺僧曰：吾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曰：吾自蜀历滇。士庶至今类能道之。
郑晓另著《今言》里也有记载：正统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恐，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自称朱允炆。曰：胡名访张邋遢，实为我也。众聆之悚然。闻于朝，乘传至京师，居大内，以寿终。葬于西山，不封不树。提学鄞人黄润玉尝见之，言其状貌魁梧，声如洪钟云。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满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泪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或云帝头颅偏颇，高皇知其不终，尝匣髡缁之具而告之曰：‘必婴大难，方可发此。以故遂为僧云。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一《南州法师溥洽传》：郑晓《今言》云：靖难兵起，溥洽为建文设药师灯谶，欲以诅长陵，后又为建文祝发。长陵闻其事，囚之至十数年。永乐十六年，荣国公病笃，车驾往视，问所欲言。荣国于榻上顿首曰：‘溥洽系狱久。上即日出之。壬午逊国之事，《国史实录》削而不书，是以事无可考。观溥公十载在狱，考其所以被谗之故，则金川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昭著，无可疑矣。郑氏记逊国事，多流传失实，此最其可信者也。
登原案：《明史》谓杨行祥冒建文君，并谓时年九十余，然当此死期将至，何必于无旒之冕，冒死假戴？此可征信杨某非为假冒，郑晓所记溥洽之事，不为无据。
《明高僧传·释应能传》曰：释应能，伪姓杨，实建文君也。巡按御史闻于朝，命驿送至京师，赐号老佛。尝赋诗曰：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满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为谁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明朝小史》卷三：高皇大渐时，封钥一小匣甚固，密授于帝，戒遇急难始启。及靖难兵入城，启之，乃杨应能度牒也。遂削发披缁，自御沟中逃出。时宫中火起，咸以为建文君自焚而死，竟无知者。
皇甫录《皇明记略》：文皇靖难，有一珰服建文袍带，赴火死，此与纪信事同，而姓名不传。”
李贽《续藏书·齐泰传》：金川门开，建文逊去。
《续藏书·方孝孺传》：建文逊去。
《续藏书·梅殷传》：殷得书痛哭，询建文安在，中使曰：去矣。
《续藏书·严震直传》：建文逊位后，复为工部尚书，奉使安南，见建文君，悲怆不食，吞金而死。
《续藏书·太监吴公传》：太监吴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宫逊去，文皇疑匿僧溥洽所。永乐四年，以他事禁锢溥洽。命胡给事，以访张邋遢为名，遣太监郑和等下西洋，遍物色之，不得。正统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来至广西藩司，自称建文皇帝，曰：吾自蜀入滇，游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骸骨归故乡。官司奏上，送入京，称老佛，寓大兴隆寺。京师内外僧拜谒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也。科道官恐惑众，上言请下之狱。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审问。老佛见亮，即曰：汝吴亮也。亮答：不是。曰：吾昔御便殿，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时手执壶，伏而舐之，何谓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视。复命毕，自经死。遂取老佛入西内，卒葬西山，不封不树。鄞人黄润玉有德行，时为广西提学，亲见建文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身长鼻巨，声如洪钟。
曹春林《汉南杂志》引《建文外纪》：师至北京，英宗使旧侍中官吴亮来侍。师言亮尝舐食子鹅肉，亮伏地哭，不敢仰视，归而自缢。或曰吴诚，非吴亮也。
《四库总目》杂史类存目三《建文书法拟五卷提要》：明朱鹭撰。鹭字白民，吴县人，其书作于万历丁未，行遁从亡，尚沿旧说。
可见明朝时候，对于建文出亡的传说是非常之多。
也有认为“决不可能”的。比如清代的钱大昕《万斯同传》云：初，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史馆纂修互有同异，斯同决之曰：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无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而诳其主？且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研讯，苟无实凭，安肯不行大索令？且建文登极二三年间，削夺亲藩，略无假借，以致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焚，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由是建文之书法乃定。
《明史·方孝孺传》曰：成祖降榻劳曰：予欲法周公辅成王（建文帝）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
（《国史旧闻》1980年版）
登原先生据这段文字再下一判断：由此观之，决建文之自焚，发于一言；疑建文之出亡，疑及积载。必谓建文之业已焚死，成祖尚未能定，而谓后人能论定哉？
因为建文出亡之事确实存疑，又因为正史中有胡濙寻访仙人张邋遢的故事，那郑和下西洋的初衷就真的很难说清了。
详见《陈登原全集》中《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明史蒙拾》等书。
陈登原其人
（先生1950年代在西北大学）
陈登原（1900—1975），曾用名：登元，伯瀛，伯因，出生于浙江余姚周巷镇(今属慈溪)。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师从柳诒徵、陈钟凡、陈衡哲、徐养秋诸先生；曾先后任金陵、之江、中山等大学历史系教授；1950年起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其著作内容涵盖中国通史、文化史、田赋史、思想史、文献学等各个方面。
（先生1950年代在西北大学与家人合影）
1949年以前，陈登原先生在就已经出版了十几种著作，这十几种中，《天一阁藏书考》《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田赋史》《金圣叹传》《中国文化史》等至今被经常引用，都是在各专门史领域的绕不开的重要著作。1958年，他的读书笔记《国史旧闻》第一册出版，差不多200万字，从1938年开始动笔，全部耗时近30年，因为搜罗广、梳理精，蜚声海内外，被誉为“最好的史学笔记”，得到众多知名学者的推荐。
（《古今书话》手稿）
，武大历史系主任吴其昌，要聘请著名教授来系里任教，选了三个人，除了陈登原先生，其他两个分别是吕思勉和钱穆。，陈登原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中文系系主任孔德为指导1948届毕业论文，专门请教授陈登原、吴三立、陆达节、吴宓、陈望道对学生作专题演讲。又可见陈登原的学术地位。
(《中俄关系述略》书影）
新中国成立后，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力邀到西北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比如1955年高教部召开18种教学大纲审查会，就有陈登原先生参加，同组的还有谭其骧、王仲荦、缪钺等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1958年,还参与中华本二十四史之《汉书》的点校注释。
（《天一阁藏书考》书影）
1950年代，，西北大学三个二级，其中一个就是陈登原，另二位是地质学家张伯声，物理学家岳劼恒。这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海归科学家。
1962年，受特邀到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教育史上仅见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讲课，一同讲课的是20多位国内著名的文史学者，比如钟泰、陆懋德、李泰棻等。
（先生1970年代于西北大学宿舍与教职员、家人留影）
，对他的批判从1958年就开始了）的学术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但是在这之后就渐渐沉寂了。原因大概是过早离世，，重新展开正常的学术工作。但是当时西北大学一位批判过陈原登的年轻的教师、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林剑鸣教授的一段回忆式的感悟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陈登原先生。
（《甸南读书志》手稿）
林剑鸣教授认为“在批判中学习”是他们这一代学人成长的一条特殊之路。他说，在1958年批判陈登原时，通过翻阅陈登原的全部著作，使他从心里对陈先生更加崇拜，同时懂得借批判别人之名可以从批判对象身上吸收到不少有益的东西，“中国这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造成了极为特殊的条件，使一些知识分子不得不走着一条极为特殊的治学之路。有一些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运动冲击的一面，数十年忍辱负重。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被迫推上批判他人的舞台，但亦从中利用条件充实、提高自己，并防止走向‘假、大、空’而变成政客和投机家，能保持学术良心和增强修养，也不妨有真正的成就。……在这个期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批判的对象，就是批判别人的‘战士’，即使袖手旁观，置身度外，也不得不表示站在哪一方。因此，若说这二十年间中国学术研究园地尚未变成一片荒芜的话，不能不归结这两类知识分子都有一套在‘大批判’中，。”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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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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