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金吉堂先生 ｜端庄•人物

金吉堂先生，回族人，世奉伊斯兰教，一九零八年生于河北通县（今属北京市）。其家以收售、贩卖牛羊骨为业，故牛街人称其家为“骨头金”。金吉堂先生性颍慧，忠实诚笃，早年丧父，由寡母鞠养，故对母亲极为孝道，家道小康。先生高小毕业后，考入“北京燕翼中学”（原名畿辅中学），中学为四年制。吉堂先生苦攻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

金吉堂先生对伊斯兰教信仰极诚笃，对回回民族怀有深挚和自尊的感情。目睹各地大众风气锢闭，文化落后，使得教义不彰，教势不振，心急如焚。尤其是回族青少年很少能受到宗教熏陶和文化教育，以致数典忘祖。我们的前辈，千百年来处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兢兢业业传习教义，始终坚守，为祖国的各项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到有清一代，为反抗专制压迫，无数回族精英百姓受到了残酷的凌辱和摧残，许多人却茫然不见。苟颓势而不加以挽救。长此以往，号称千万的回回民族必趋于澌灭而不能图存。于是先生自幼年时起，就下定决心，立下宏愿，誓用终生致力于中国回教历史的研究。他言必信行必果，从中学毕业之日起，就开始利用经营业务和助母治家的机会，尽最大的可能，广置典籍，交结贤达。他还深入各地，采访调查，搜集和储备有关中国回教的历史，利用自己的身份，以期完成一部涵盖中国各地伊斯兰教的信史。

当时，研究中国回教史的人凤毛麟角，据我所知，仅有陈援庵（垣）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入中国史略”。另外他还著有“西域人华化考”，涉及了回回历史。陈垣先生后来还有志编写《中国回教史》，条目胪列，极为丰富，可惜终未完成。此外有一位陈汉章先生于一九二六年在《史学与地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回教的史略，除此以外，专门的论述极少。在回教学者的诸多著述中，专门记述中国回教史的更为鲜见。只有李虞辰所著的《回回原来》，曾经记述过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史记，而大都为道听途说，不足采信。在我国的《元史》中虽有不少史料，但需大量剔除整理，在《明史》里则更少涉及。从清朝到太平天国，，多被当做反面教材，以叛逆相称。所以要写出一部可靠的回族史，要面对很多实际困难。

吉堂先生的伟大志愿既已决定，就立即采取实际措施，放弃了考升大学的计划。另外为了便于搜集材料，联系教中贤达，吸取营养，特意和老母商议之后，举家迁到了北京市区。初期住在崇文区的堂刀胡同，仍感不便，其后，再次搬迁，最后选定在牛街回民最为密集的输入胡同僦居。安排好家中老小之后，金吉堂先生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回教史的研究工作中来。当时与金先生来往密切的有识之士有马松亭、管华堂、山国庆等几位。还有赵振武、尹伯清、白寿彝、马淳夷、薛文波、吴建勋、刘柏石等贤达，另外还有笔者自己。人材济济，各有所长，在这些人里，赵振武先生精通阿文，熟悉古史，对历史有独特的研究，曾著有《校经史随笔》和《懔斋笔记》，包含的史料甚多。尹伯清先生则精于教中掌故，博览群书，学识渊博。马淳夷先生精于教义和教史，白寿彝虽然尚未对回教史进行专门的研究，但作为中西交通史专家，所知也颇为渊博。吉堂先生在这些师友的赞助支持下，深入攻读，剖析和落实了中国回教史上的诸多问题。用了近七年的时间，参考书目一百二十七种，加之自己巨眼卓识的分析论证，终于完成了一部非常完备的《中国回教史研究》。

该书共分上下两卷，计六万余言，第一次比较正确而详实的阐述了“回回”一词的由来及与“回纥”民族的异同。，吉堂先生以不可辨驳的大量史实，罗列了铁的证据。过去关于“回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在社会上有多种说法，历史上也多按旧史，认为应早在隋开皇中期，“回回原来”一书则称是“贞观”二年。陈垣先生根据历法和“唐书本记”的记载，又断为永徽二年。而吉堂先生根据确凿的史料，得出结论。他认为，大食国来华朝供，仅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的开始。而真正有伊斯兰教徒来华应该在“贞观二年”，这种论断至今仍具有重要见地。又如“回回”一词，历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始见于《辽史》。而吉堂先生发现，远在北宋时期由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就有线索。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根据此诗，一下子把“回回”一词向前推至了三四十年。他还指出，元初和以前所言的“回回”是专指花剌子模人而言。“回回”一词虽来源于“回纥”，但后来有了不同的涵义。元代是指中亚、西域以至大食、波斯来到我国沿海做生意的胡商，由于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均称“回回”。至此，“回回”才和伊斯兰教教徒成为异称但却同义的代名词。为“回回”既是后来的回族，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吉堂先生完成上述大作以后，抱着极为虚心的态度，请当时北平教内的各位贤达好友参阅求证。还在例言中，着重提及赵振武和尹伯清二位先生。赵、尹二公史学深邃，对完成是书之功，诚不可没。而笔者也被列入骥尾，腹俭疏陋如我，数十年后，重读至此，不禁愧汗涔涔下矣！

吉堂先生半生殚精竭力著成的《中国回教史研究》，不仅得到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校长唐柯三和该校创始人马松亭的全力支持，而且受到回族各界贤达的重视。该书于1935年由成达师范出版部正式发行，并很快行销全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该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回教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经典，吉堂先生亦可含笑于九泉矣！

是年夏初，吉堂先生应马松亭之邀，在成达师范对学生们进行了讲演。驳斥了一些人散布的“以回辅儒”的谬论，竟使得堂堂正正的伊斯兰教义成为儒家学说的注脚，造成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与歧视。讲稿由成达师范学生马忠山君整理，发表于《月华》旬刊。吉堂先生民族意识极为强烈，先后在《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月华旬刊》上发表了很多论述。其中有“教门杂识”，和应唐柯三先生之请写就的回族先贤“王岱與传”。所书无不文笔典雅，叙事质实，挖掘了许多回族先贤的潜质，发表在顾颉刚教授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此外，他还写有“回教何时始入中国”、“回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侨居时代”、“中国回教史料辑注”、“纪念王浩然感言”等文。综上所述，金吉堂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学术方面的贡献可见一斑。还有诸如先生对友谊的忠实与诚笃，以及他任侠尚义、品德言行的高尚等各个方面，都足以使人敬仰。我只能凭借自己的亲身感受，略举梗概，其他为笔者所未能洞悉的事例还有许多，希望与吉堂先生同辈的健在者或者北京牛街和通县的同志加以补充，实所盼幸。

   自吉堂先生迁来牛街后，与我交往甚密。1935年秋，，曾在天桥清真寺召开全市回民大会，我和金吉堂，薛文波两位先生均被邀请参加。我被大家一致推举为大会主席，与会群众群情激奋，蜂拥而起，浩浩荡荡奔往报社，准备以强力解决，形势有所失控。面对危局，我作为护教四代表之一，吉堂先生坚定的站在我一方，挺身而出，鞠讯法庭，直至全部胜利。在此一役中，我深感，正义凛然、与我共患难者，唯有吉堂是也。（关于这次“护教案”，后来由唐易尘先生和我编写成“北平护教始末”单行本出版，数年后，我又写了文史稿投寄给全国政协文史办，但至今未见发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我参加了顾颉刚教授为团长的暑期西北考察团离开北京，随即发生“七七事变”，从此我离开了故土，只身飘落外阜。年底，我抵达广西桂林，返回南迁的成达师范任教。当时我的妻儿幼子欲离开北平与我相聚，但苦于囊中羞涩，资斧不继，吉堂先生慷慨资助白金百元，才借能成行，得以团聚。我虽非管仲，而吉堂确有鲍叔之雅，让我们全家没齿难忘。1947年，我只身返回北京探亲，受到许多寺坊教亲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吉堂先生发动“通县回民旅京同乡会”在牛街礼拜寺集会，为我洗尘。对我鼓励有加，离别十年，短期聚首，难倾积愫。惜别之日，执手依依，若不胜情，谁知一别竟成永诀。直至1976年，我再度返回故乡探亲，相隔了整整二十九年。闻之吉堂先生已举家迁往通县，我杂事缠身，未去探访。1983年，我四度返乡，惊悉吉堂先生已经归真，但确息不明。直至86年底，接到北京海淀区杨海鹏先生来函，才得知吉堂先生确已于一九七八年作古。

欣闻北京同志正在搜集吉堂先生的史料，准备制成专史，在八八年，吉堂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以此作为纪念这位回族先贤之礼，并向我征稿。我今年已经八十有三，离京已达半个世纪，往事如烟，所能回忆起来的事情仅仅如此，可能有负于北京的同志，更有愧于吉堂先生对我的友谊与厚爱。吉堂先生有灵，其恕我乎！故乡同志，其谅我乎！是以为志。

 王孟扬写于新疆乌鲁木齐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四日

金吉堂（1908～1978），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史学家、教育工作者。名祈恕，以字行，经名优素福。回族。北京通县人。曾毕业于北京畿辅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