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说千年科举】他们中状元竟仅仅因为名字好？

鼎甲游街图

“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第一名，殿试制度确立之后，是指殿试第一名，由皇帝钦定。在中国的传统戏剧中，状元更是科举制度的代表和象征，民间不少人将科举直接理解为“考状元”。状元是科举功名中的最高荣誉，状元及第有大魁天下、独占鳌头之美誉。“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这是科举时代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尤其是状元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宋太平兴国三年状元胡旦在及第之前曾说：“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宋代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比，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在尹洙看来，军功再大，也比不过考个状元荣耀。元代重新开科之后，对状元也礼遇有加，并诵有“一封天子诏，四海状元心”之诗。

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状元是唐代武德五年（622）的孙伏珈，最后一位状元是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的状元刘春霖，中国科举史上共计产生了800多名状元。有学者统计，中国科举史上共产生了592名状元。清代共开科112次，因顺治九年（1652）、十二年（1655）分满汉榜，因此有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和会元分别114名。状元的地区分布是：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广西4名，直隶、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各3名，湖南、贵州各2名，顺天、河南、陕西、四川各一名，八旗3名。奉天、山西、甘肃、云南没有状元。

如果一人兼有解元、会元、状元，称为“三元及第”、“连中三元”，那就是更大的荣誉。历代连中三元者有唐代的张又新、崔元翰、武翊皇3人，宋代有孙何、王曾、宋庠、杨寘、冯京、陈尧叟、何涣7人，金代有孟宗宪，元代有王宗哲，明代有黄观、商辂2人。清代有二名：一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状元钱棨，为江苏长洲人；一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状元陈继昌，广西临桂人。

清代萧锦忠“状元及第”匾额

尽管如此，有关于皇帝根据自己喜好确定进士排名的故事也屡见不鲜，民间甚至有因为名字而失去状元的故事。

据《罪惟录》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秦鸣雷、瞿果成、吴情等300名贡士顺利通过殿试，成为新科进士。在确定最后排名时，负责具体读卷的官员拟将吴情确定为第一名，上报给皇帝。嘉靖皇帝看到这份名单，看到第一个名字叫“吴情”，而这在北方方言中“吴情”与“无情”的发音完全相同。他皱了一下眉头，慢条斯理地说：“如果朕将吴情确定为第一名，那岂不是让天下人说朕也是吴情第一吗？！”这时，他又看到第提供的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叫秦鸣雷。看到这个名字，皇帝好像恍然大悟，因为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巨雷轰响。于是，他将秦鸣雷定为状元，而吴情就因为名字而失去了状元。

其实，早在永乐年间就有新科进士因姓名而失去了状元的故事。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之后，明成祖原本准备录取孙曰恭为状元，但仔细一看，总觉得这个名字不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古代是竖行书写，这样“孙曰恭”后面的“曰恭”两个字叠起来，就很像“暴”字。皇帝觉得如果将孙曰恭录取为状元的话，好像是宣传暴力。在殿试官员提供的名单中，恰好有一个邢宽的名字，在他看来“邢宽”正好寓意“刑宽”。于是，明成祖毫不犹豫地将邢宽定为状元。为什么明成祖对“暴”字那么敏感呢？这可能与他以武力从侄儿那里夺取帝位有关。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被封为燕王，多次受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这样燕王朱棣无论在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家族的尊序上都成为地位最高的王。但是，朱元璋死后，朱棣并未当上皇帝，继位的是朱标的长子、建文皇帝朱允炆。建文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下令削藩，意图是瓦解各王的实力。各王对此十分不满，身为皇叔的朱棣趁机发动战争，最终攻入南京，夺取皇帝大位。这样一位以暴力方式从自己的侄儿那里夺取皇位的皇帝，自然会对“暴”字比较忌讳，转而喜欢“刑宽”，这也是容易理解的。

清代同样有因姓名定状元的传闻。乾隆五十四年（1789）殿试，读卷官呈上前十名的考卷，请乾隆皇帝定最后的名次。在读卷官那里，胡长龄被排在第十名。皇帝将这十份考卷从头至尾都浏览了一遍，发现最后一份考卷的名字叫胡长龄。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乾隆已经八十岁了，很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而他知道，在中原地区，满族被看作胡人，他觉得胡长龄这个名字真吉利，预示着自己能长寿。于是，他笑着说：“胡人都长寿嘛！”就将胡长龄定名为状元，大魁天下。

清代曹鸿勋“状元及第”匾

与胡长龄一样，王寿彭中状元也被传为是因为名字的原因。王寿彭家境贫穷，常常在豆油灯下苦读，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人，1903年殿试第一甲第一名。这一年举行科举考试，正好赶上慈禧太后老佛爷七十大寿，因此这一科被称为“万寿科”。面对日益衰败的国势，慈禧太后的心情也一直好不起来。为了能让慈禧老佛爷高兴，这次的读卷官特地选了王寿彭作为状元人选。为什么这么选呢？原来王寿彭的名字寓意着长寿，寿彭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可以和彭祖一样高寿。彭祖是谁呢？彭祖是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岁。而且“王寿彭”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更吉利，可以直接理解为“王寿膨胀”。让王寿彭选为状元，加上正好是慈禧太后的万寿科，祝愿慈禧太后能长命百岁，也希望苟延残喘的清廷能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的寓意就很明显。

而有关慈禧太后因自己喜好改变殿试进士名次的传说中，流传最广的是改刘春霖为状元的传闻。光绪三十年（1904），清朝举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读卷官初步确定的状元是朱汝珍，榜眼是刘春霖。当拟定的前十名考卷被呈送给慈禧太后，这位老太太立即阴沉着脸，这让读卷官们心惊肉跳，他们各自心里都在嘀咕，难道名单有什么不妥当吗？原来，拟定的状元朱汝珍的名字中有个“珍”字，她立即就联想到前不久刚刚被自己害死的珍妃。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在逃跑前，下令将光绪皇帝最宠幸的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了。朱汝珍的名字让她立即想到了惨死的珍妃，感到心头一阵冰凉。当她继续往下看，看到朱汝珍是来自广东的考生。广东人也让她十分伤心，远的不说，，让清廷元气大伤，自己也没有为太平天国的事情少操心；前几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又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蛊惑光绪皇帝，最后自己不得不再次“亲政”，杀了谭嗣同等维新派，让自己背上了顽固派的骂名。眼下领导闹革命的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她心里想：“这么多的烦心事都是广东人给我带来的，这些广东人真让我高兴不起来，我再也不能让广东人中状元了”。

于是，她继续看这份录取名单，发现第二名的刘春霖的名字很吉利。当时正遭遇大旱，很渴望有一场大雨来缓解旱情，而“刘春霖”正好寓意“春风化雨，普降甘霖”。选他为状元，也能表达慈禧太后关心百姓疾苦；唐慈禧太后动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刘春霖的籍贯，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人，“肃宁”寓意可以让清末混乱的局面能迅速得到解决，实现社会的安宁、稳定的大好景象。于是，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用朱笔将刘春霖定为状元，他也成为“第一人中最后人”，即最后一位状元。朱汝珍则被改为榜眼。

这些传说或者故事都是以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为主角展开，有些甚至记载在史书上，那么这些故事或者传闻是否符合历史真相呢？皇帝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排定甚至取消名次吗？

我们认为这些故事或传闻基本上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只是人们的一种附会而已。为什么这么断定呢？因为在殿试的程序中，读卷官将排在前十名的试卷呈送给皇帝时，试卷还是弥封的，也就是说皇帝也看不到考生的姓名和籍贯，只能根据文章的好坏来确定考生的排名。换言之，殿试的严密制度实际上使得皇帝无法根据考生的姓名或者籍贯来确定考生名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传闻呢？这主要是由于状元的名字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每次状元的姓名都会令人羡慕不已，更有人会打听或者揣摩新科状元的能独占鳌头的原因，很多人自然会分析姓名是否暗含着中状元的有利因素。当这些人通过登科录来分析时，自然就可以发现这些状元的姓名中存在一些有利条件，而且还会找出这一科中一些不吉利的姓名来进行比较，这样，再联系当时社会或者朝廷发生的事情，人们自然就可以附会出一些故事来。在大多数人对殿试的程序并不熟知，而只知道皇帝可是金口玉言，以为皇帝可以决定一切。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些附会出来的传说或者故事就等同于历史真实，而且还会将其作为历史真实来进行传播。

清代状元冠上的“三枝九叶”冠饰

对这些传说或者故事，作为当事人的考生又是什么态度呢？殿试仅仅是一次排名考试，并不淘汰考生，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贡士排名次而已，这些能通过县试、府试、院试、科试和乡试、会试的考生完全可以算是挑一的好手了，他们的水平相差并不大。加上殿试只要求考生围绕一些无关国是的问题写一篇策论，无法真正考查考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考生们在皇帝门前岂敢随意发挥，更不敢针砭时弊，甚至想着恭维、赞扬皇帝，以换个好名次。因此，仅凭考生答卷的内容无法判定高下。于是，读卷的考官就将答卷的书法作为评分的主要标准，至清代中后期，殿试名列前茅者都能写出超凡的馆阁体小楷。

末科状元刘春霖出身贫寒，自幼被寄养在肃宁伯父家中，后进入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学习。莲池书院的名人书迹甚多，现在还有《莲池书院法帖》刊行。在莲池书院期间，刘春霖潜心学习，文章书法都出类拔萃。他所写的“馆阁体”小楷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当时社会上甚至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在考中状元之前，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见了他的书法，都是赞叹不已，并预言他能考中状元。可见，刘春霖具备高中状元的实力，他的状元桂冠也绝非他吉利的姓名所带来的。商衍鎏先生是刘春霖榜的探花，他在1958年写的《我中探花的经过——并谈光绪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实在情形》中，回忆了光绪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实在情形”，将他的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光绪甲辰科五月二十一日殿试，派读卷大臣八人，为王文韶、鹿传霖、葛宝华、陆润庠、陈璧、李殿林、张英麟、绵文。读卷毕，于二十四日将试卷的前十本进呈，时前四本名次是朱汝珍、刘春霖、张启後、商衍鎏（按进呈时卷尚弥封，不知何人。此时追述当时的名次），及进呈后，光绪帝易刘春霖第一，朱汝珍第二，商衍鎏第三，张启後第四，诏见读卷大臣发下，谓第二卷比第一卷写得好，第四卷比第三卷作得好，所以互易。此为读卷大臣陆润庠面告鎏者。陆师又言：当卷未进呈以前，于公同转阅的时候，尚有一小变动，朱汝珍分在王文韶手，王为大学士，官阶列在最前，故以朱卷第一本，刘春霖分在葛宝华手，其官阶次序第三，公阅时以此卷书法特佳，尤得鹿传霖称赞，葛愿让出此卷给鹿，由于鹿传霖官阶列第三，故将刘春霖卷置于第二本。张启後卷为葛宝华挑中，按葛之官阶，张启後卷应置于第三本。原先鹿传霖选中的郑言卷，在公同转阅时，为陆润庠看出郑卷内有错字，乃请鹿另选一本，即鎏卷。之后鹿复请此卷让与陆，陆也欣然同意，将鎏卷置于第四。故进呈时是朱第一本，刘第二本，张第三本，商第四本。光绪阅后又将第一、二本，第三、四互易，所以刘为状元，朱为榜眼，商为探花，张为传胪。此是当日确实的情形，外间鲜有知者，特述其原始始此。

在拆卷之前，皇帝确实是看不到考生姓名和籍贯等信息的，也就谈不上他们会因为考生的姓名和籍贯而确定名次的问题，而且刘春霖中状元是光绪皇帝喜欢他的答卷而钦定的，跟慈禧太后是没有关系的。商衍鎏先生说笔记资料上记载的关于朱汝珍、刘春霖二人的事情都是“毫无凭据”的。

与刘春霖一样，王寿彭也是出身贫寒，发奋苦读，在县试、府试中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及第，他的书法水平也相当高，时人以能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高中状元之后，有人告诉王寿彭，说外面有传闻，他能中状元是因为姓名吉利。他当即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应该说，王寿彭以自己的经历否认了这些传说和故事的真实性，而且他否定的理由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尽管这些传说或者故事不是历史真实，但也折射出科举、状元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并且总是将它作为谈资。

李兵，湖南浏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法律讲堂》主讲嘉宾。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嘉宾。中国大学慕课《科举与中国文化》主讲人。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主持人，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陈列内容策划首席专家，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陈列内容策划主持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