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文化形象与现代机器

从世界铁路的发展史来看，一旦某地开始铁路建设，铁轨就会不断延伸，它绝对不会止于一地一区，势必要连贯成一个跨地区、跨州乃至跨国界的交通网络，而且速度也会越来越快。铁路因此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工业革命对技术、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要求，体现了流动性日益增长的推动力，进而促成了一种整体社会氛围在不断走向进步与文明的激情与兴奋。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曾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19世纪的核心标志就是在铁路上运行的蒸汽机车。无论是现实中铁轨的无限延伸与长驱直入，还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主人公们与铁路之间发生的各种故事，铁路都是19世纪的重要关键词和一个极为耀眼的意象。

火车激发起了强大的想象力，很快就进入文学艺术作品中。威廉·特纳的油画《雨、蒸汽和速度——伟大的西部铁路》（1844）中，一列火车迎着雨雾风驰电掣而来，几乎看不到什么明晰的轮廓或线条，只有豪放写意的用笔和迷蒙的色彩渲染火车不惧自然的磅礴气势。莫奈的七幅以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为主题的作品（1877）庄严而富有生机，火车头喷出的烟雾如同蓝天中的白云，被喻为工业文明的赞美诗。这座著名的火车站也是左拉长篇小说《人兽》的重要背景。

将火车拟人化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时尚。惠特曼将冬日的一个火车头喻为“呛喉的尤物”，“白天里你敲响了震耳的警钟，黑夜里你摇晃着沉默的信号灯”。对诗人来说，它是“运动与力量的象征”，是现代性的典型；它性能可靠、稳定，不受天气、地势所阻，在暴雪狂风的夹击下，始终安然、快乐地继续其既定的行程。这个由人创造出来的机器由此极大地增长了人类的自信。

火车不但具有雄壮的外表，还能发出与其体形相称的、如同音乐般的声音。不过这种音乐不同于竖琴或钢琴，亦与伤感、缠绵或忧愁绝缘。惠特曼反复强调，他的诗“将避开悦耳的旋律和美妙的效果”，他想“体现一种力量，虽狂放不羁，但不可抗拒”。火车头巨大的鸣笛声因此象征着对世间一切律法的藐视，象征着人类对自由与民主的不懈追求，而这种追求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如同地震般的。与《致冬日的一个火车头》相同，惠特曼的《向着印度行进》也是乐观激扬之作，表达了经由技术连通不同种族、国家和文化的激情与梦想，。

有意思的是，“喉音尖亮的美人”这种女性化的比喻方式似乎暗示着人类对这个庞大机器还是有控制能力的。人可以像爱女人一样地去爱机车。左拉在《人兽》中塑造了一个名叫杰克·郎济埃的火车司机形象，这个年轻人据说继承了远古仇视异性的传统，时时有杀死（年轻）女人的冲动。每当他对一个真实的女人产生欲望时，他总是感到一股抑制不住的倾向，想要立即杀死对方，并让对方的血流注在他身上，从而获得强大的快感。这种欲望是人之动物性的纯然表征。为了避免这种倾向，他将激情转嫁到自己所驾驶的机车“莉嫦”身上，日久天长，竟对它产生了一种非常纯净和强烈的感情。他热爱这个温柔顺从的机器，以一种夫妻相处之道照看它、爱护它，将自己、机头与火伕视为和睦的三口之家。在男女关系上，杰克不喜欢强壮胜男人的未婚女性芙洛莉，独独迷恋有夫之妇珊佛琳，因为后者的温顺、娇弱气质与莉嫦的服从听话甚是相似。被嫉妒冲昏了头脑的芙洛莉有意制造一起石车阻路事件，意外导致莉嫦彻底破裂、报废，受伤的杰克由此看到一个生命的死亡，感受到与之肌肤相连的巨痛，内心中也有了跟它一块死去的愿望。这似乎就可以解释，为何此后他再次被那种所谓远古的冲动所控制，竟在珊佛琳精心照顾他康复后立即将其杀死。最后，左拉让杰克丧身于一个他还不能熟练驾驭的新机头——六〇八号。

火车由驯顺的机器变成了的、嗜血的魔鬼，从新机头的名字回归数字化、中性化亦可窥见一斑。这个可怕的魔鬼对人的肉身与精神都造成了巨大的摧残。其实，从狄更斯开始，对技术的迷恋就受到了质疑。《美国手记》（1842）中说美国火车很大、很丑、很吵，像疯狂的巨龙、饥渴的魔鬼。继而，《董贝父子》（1846）将英国火车也塑造为魔鬼：它无视人的遭遇与痛苦，不分阶级、年龄、地位，将所有人统统拉向同一个目的地——死亡。狄更斯想要表达人类无法掌控机器的恐惧感，这正是由空前频繁的流动性促成的时代焦虑。或许可以说，在狄更斯的笔下，现代性表现为不可控制的危险机器，就像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却不得不忍痛看着他们自作主张吃了禁果一样——机器出自人的智慧，却又迅速变成人所无法完全控制的行动主体。“就像19世纪的其他惊人创新一样，火车所能带给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刺激是他们还来不及全部吸收的，焦虑于是随之而来。，既有对新世界的美好期待，又有在一切都加速变革的时代无法确知未来、无法把握命运的焦虑。

在现实生活中，讨厌铁路的英国人还真不少。约翰·罗斯金尤其不喜欢，，震颤着凶猛、暴躁的脉搏，每时每刻都变得更热、更快”，这种不断蔓延的“铁质特征”将快乐的英格兰变成了时刻焦虑的铁面人。与之相对，罗兰·巴特则认为钢铁赋予人类交通一种全新的“射越”（jet）形象，“质地轻薄的钢铁，使得人类的移动变得更轻更快，因此有能力到处跨越大河高山，结果导致人类对笨重性的征服”；尽管埃菲尔铁塔的外部特征看起来可能是无用的，却“概括地代表着一切伟大交通的作品”。不过，从罗斯金那颇为苛刻的眼光看来，铁质之物终究是不美的，他认为火车站剥夺了人在思考美的时候所必需的情绪和谨慎，只是人们迫切想要离开的场所。而既然安全、快速运输是旅客的最大期望，那么“与铁路相关或者铁路附近的事物的那一丁点儿装饰”就都是“最臭名昭著也最无理的”。这与莫奈对火车站的热情描摹构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同时，火车事故的噩耗频传，以及报纸喜欢巨细靡遗地报导这些意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促使作家们倾向于把铁路表现为邪恶、危险之所在。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是文学作品中命丧于车轮之下的人物形象之中最令人惋惜的一个，那么狄更斯本人则是19世纪因火车脱轨而导致重大精神创伤的典型病例。虽然他从1865年6月9日的一场重大脱轨事故中幸免于难，但返回伦敦后，他的身体就不停地颤抖，接近两周不能说话，似乎在不断地重复体验那种“晃动”的痛苦。后来他再乘火车出行的时候总是产生车厢倾翻的幻觉，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他巨大的惊慌。为了释放这种创伤，狄更斯创作了短篇小说《信号员》（1867）。频频目睹灾难发生、对受害者爱莫能助的信号员最终选择了自己走向行进中的车轮，铁路创伤只能以走向死亡来终结。而最不可思议的是，狄更斯去世的时间恰恰是在这次火车事故之后的五周年纪念日。

在德国，年轻的自然主义作家吉哈特·霍普特曼也在中篇小说《道口看守员蒂尔》中贡献了一个孤独的守路人形象。蒂尔认真、刻板地按照铁路时刻表完成本职工作，内心单纯而无助，经常出现对亡妻的幻觉。在一次夜雨中，他感觉机头上的两道红光将雨点变成了血滴，这一恐怖情节预兆着儿子将被火车碾死的悲剧。这个巨大的魔鬼杀死无辜的儿童之后，蒂尔也像杰克·朗蒂埃一样变成了疯狂的者，他杀死看顾不周的后妻及其与后妻所生的婴儿，坐在儿子惨死的铁轨上，终于精神失常。小说营造出一股浓重的神秘色彩；在表现守路人职业的刻板性、异化性方面，霍普特曼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并与狄更斯等作家遥相呼应。

赞美与恐惧同时并存，理性、进步与失控、变态相伴，“美丽的女儿”（蒸汽与发动机结合的产物）与“嗜血的魔鬼”代表了火车的双面形象，并成为艺术家创作中的主要范式。人们认识到，机器与人一样有身体和灵魂，既然机器与技术在与时俱进，那么人也应当适当调整，以求在机器时代适应千变万化，由此或可重新掌控机器。从狄更斯、左拉等人的作品来看，人机一体或者说人机和谐共处时，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能共同感受到进步的愉悦；人机冲突时，却往往是两败俱伤，其中往往又是机器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更大。当机器被越来越多地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实际上人性正处于分裂的边缘。由此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弗洛伊德以科学家的方式来研究潜意识和非理性冲动，让我们明白在左拉与霍普特曼的作品中，机车作为非理性魔鬼的形象与主人公精神崩溃后的恐怖行为之间的关系：失控的机车反映出的正是失控的心理，当震惊、绝望、盲目主宰了人的大脑时，人机两方的崩溃就是必然的结局。这是当时的医学话语对现代科技与人类心理两者关系的基本理解。

英国学者约翰·厄里认为，机器与人类的生活经验发生密切关系，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蒸汽机发明之前，机器被置于工厂内部，不为普通人所常见；而自蒸汽机进入社会生活后，机器才真正为人服务，而且人类的生活经验再也离不开它们。铁路与火车是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中最为普遍、最为强有力的一种。

但这种亲密关系并不代表铁路一定会带领人类驶往更加光明、进步的未来。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不但享受着工业的便利与速度，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创伤。他们不但要适应严格的铁路时间表，领略新的时空关系，在特殊的封闭式车厢中经历神经高度紧张的旅行，还要担忧频繁发生的铁路事故。19世纪60年代，大量的医学文献即已在探讨与铁路相关的恐惧症，诸如“铁路休克”（railway shock）、铁路脊椎/铁路大脑（railway-spine/railway-brain）等。人们发现，铁路旅行中哪怕是存在极小的、可能根本没有被意识到的震惊，都会让大脑疲倦、受损，更遑论造成死难伤亡的铁路撞车、脱轨事故。也正是从此时起，震惊与创伤在关于铁路的文化叙事中逐渐处在了核心地位。

后来，弗洛伊德创造了“铁路焦虑”（railway anxiety）这个新的术语，用来指火车脱轨引发的恐惧，由火车震动而激起的性冲动及其他相关的精神状态。弗洛伊德认为“乘火车旅行与性欲之间这种强迫性的联系，显然是来自于运动能产生快感这一特征”，每个男孩子生命中都会有某个时刻渴望成为一名火车司机（乘马车长大的孩子则产生做车夫的欲望）。而如果受到压抑，孩子长大后就会“对晃动或者摇摆感到恶心，乘火车旅行会使他们筋疲力尽，或者他们会在旅途中产生焦虑，对乘火车感到恐惧，从而不让自己再重复这种痛苦的经历”。这些说法备受质疑，但的确为火车事故创伤或者铁路精神病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还进一步研究广义上的创伤、歇斯底里现象，这在精神分析学史上是非常关键的。

在西方学界，关于狄更斯与铁路关系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铁路的出现促进了生产、消费和出版业，重组了当时的阶级关系。狄更斯不但看到了这些变化，他自己的作品也因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而得到了更快更广的传播；狄更斯敏锐地察觉到，铁路与火车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投资热引发了整个社会对金钱的疯狂追逐。从这个视角出发，人们可以从《董贝父子》《博兹札记》以及他主持编辑的《家常话》《一年四季》等杂志中看到，英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强国，并且通过关注这种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影响，理解他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金钱关系的批判。

将火车真正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来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首推德国文化研究学者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ch）的《铁轨之旅》（The Railway Journey，1980）。作者认为，交通技术是社会改变的物质基础，这种时空组合体的变化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如火车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该书将铁路视为19世纪工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和象征，认为蒸汽机车宣告了一个机械乌托邦的到来。理解铁路与火车的地位正是理解19世纪工业社会及其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的关键。

在此之外， Freeman）的《铁路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想象》（Railways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1999）。该书认为，铁路不仅改变了19世纪英国的地貌、金融与经济，同时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可以说，大至资本主义、无神论、地理学研究、达尔文主义、艺术创作，小至日常口语、儿童玩具、火车站的书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跟铁路的发展息息相关。铁路几乎改变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作者以大量的故事、照片、地图、美术作品为例，证明维多利亚时期铁路在文学、艺术及国家的文化想象中的中心地位，认为铁路在维多利亚时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隐喻，从而为理解、研究维多利亚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

对一个国家而言，铁路是极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它对统一路网的要求，对时空差异的协调，它与国家经济体系之间的再现与对应关系，等等，都表明它理应被视为现代性的代表。这种现代性同样可以体现在文化经验、日常生活和人的思想意识中。《铁路与现代性：时间、空间与机器集成》（The Railway and Modernity: Time, Space and the Machine Ensemble，2007）的编者认为，铁路不应仅被视为一种交通系统，也不该只是作为现代性精神的一个浮动的能指；铁路历史包含着丰富而矛盾的文化经验，这些经验发生在一个复杂而不断演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德国、犹太人和铁路的关系不容回避。铁路运送数百万的犹太人去集中营，这种同谋关系被视为现代性中最为黑暗的一节，使以往将铁路与进步等同的文化乐观主义瞬间崩溃。铁路曾为流动的现代性带来了希望与惊恐，可是由于奥斯维辛，。不过，在《移动的现代性：德国人、犹太人和火车》（Mobile Modernity: Germans, Jews, Trains，2007）一书中，日耳曼语学者托德·普莱斯纳（Todd Presner）则以柏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安哈尔特火车站（Anhalter Bahnhof）为例，思考铁路在重构德国犹太人的文化地理经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女性与铁路：1850-1915》（Women and the Railway, 1850-1915，2015）专注于女性对铁路速度、时空的感知，尤其是女性在旅途中独特的感官经验，是第一部在英国、欧洲与帝国语境中将铁路视为性别空间、全面呈现女性与铁路关系史的研究著作。铁路为女性提供了空前便捷的出行机会，是极大的身体解放，也是对社会既定秩序、各种地理及心理、社会界限的僭越。不过对女性来说，铁路出行同时还造成了诸多内心的恐惧。该书作者区分了女性的身份差异，分别从乘客、观光客、殖民者等不同身份出发，借助小说、诗歌、新闻、随笔、油画等各种资料探析并再现现代女性的心理轨迹。火车不但是女性进行多种社会交往的敏感区域，也是性别、阶级与帝国意识形态的战场。

如今，在“移动性转向”的理论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个体旅行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研究。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界对交通工具作为文化现象表现出持久的关注，但其细致的人种志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理论范式与广博的社会文化背景都并不局限于单个学科，而是由此深入思考当代社会更自由、更多样的移动性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移动能力差异问题。由此，西方学界将关于火车的文化研究拓展到了更高的理论视角、更宽泛的研究范围，它可以是对一个时代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是现代性的标志性文化现象，也可以是一个人每天都要应对的日常生活。

，张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