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国教育报记者在黑龙江采访营养餐问题被打，想起当年自己赴山东某地采访教辅资料乱相的事。混入校园的我也曾被学校保安和教师“围追堵截”，还好我找的借口是“了解课改进展情况”，一群人围而不攻，经领导批评教育后，将我礼送出校门。
中国教育报的两位记者就没有我幸运了，“他们俩问了学生营养餐的事情，不能让他们俩走”——这个话，和朝阳区群众“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何其相似。结果，两位记者真就走不成，被带到派出所挨了揍。
中小学教师这个群体，有时候确实让人绝望。为了不让自己受伤，为了多捞点实惠，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已经不顾道义、已经没有底线。他们并不因此羞愧，相反很是理直气壮：“现在谁不这样子，你装什么装？！”这个群体，未必比他们所骂的官员群体高尚。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地位高下、权力大小。这个群体，也未必比朝阳区群众理智。他们的区别，仅仅是前者在明，后者在暗；前者实，后者虚。
下面是当年采访教辅资料乱相的一则记录，非正式报道，保持原样，只字未改。
一次失败的采访经历
奇怪的举报
前不久，报社收到一封反映山东某地级市教研室借新课改之名强行摊派学习资料的举报信，原文如下：
“全市各县、区高中学校(高一、高二、高三)各年级订**市教研室所编资料多少套资料带多少份期中、期末统考试卷，不订资料者不给试卷。
*县全县复习生因未订资料而不发给试卷，**区补习学校重新交费后才发给试卷。这样造成全市高三统考评估混乱，我们全市师生愤怒之极，无处申诉。他们靠推销资料挣来的这部分钱集体旅游，吃喝挥霍。请媒体予以调查、曝光。”
报社马上回复该举报人，希望他(她)提供更为详细的情况，并告诉我们联系方式。几天后，一封发自同一个伊妹儿的信这样说：“上次那封信是我的朋友用我的信箱发出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请你们把采访意图告诉我，我再转告给他。”之后，这位举报人再也没有与我们联系。
我们以为这位老师是害怕了。
与举报信中提到的几个地方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后，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与**市教研室联系，教研室负责人坚决不承认强行摊派资料一说，相反，该负责人说他们的资料非常受欢迎，不少地方还盗版他们的资料。至于说不订资料不给期中期末统考试卷，该负责人说那是因为资料和试卷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不订资料当然就没试卷了。
出师不利
报社通过各种途径，终于联系了在**市一高中任教的赵老师和在A县一初中任教的钱老师，两位老师表示愿意提供线索、配合调查。A县的钱老师还提供线索说，他们县里有一些教师与当地小印刷厂联系，盗版其他地方的资料卖给学生。记者决定调查先从A县开始。
3月17中午，记者出发前打电话给A县钱老师，电话通着，但一直无人接。傍晚，记者到达济南与记者站的同事会合，依旧联系不上钱老师。与赵老师联系的结果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他恰好在A县公干，采访比较方便，忧的是他联系的几个不同地方的老师，都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大家商议后决定明天还是按原计划先去A县，然后边返回边继续采访。
18日，记者一行驾车数小时直抵A县。进入A县地界后，记者开始电话联系，还是无人接听。此时已经临近中午，无奈之下，记者只好违反约定，把电话打到了这位老师的办公室。接电话的老师说，学校正好中午放学，老师们都回家吃饭去了。记者又把电话打到这位老师家里，还是无人接听。
三人在一家小餐馆吃了煎饼。中途，记者几次用餐馆里的电话联系，也没有结果。
我们怀疑这位老师在有意回避我们。吃完饭，找到这位老师任教的学校，我们以见朋友为名进入校园。到了办公室，才知道，这位老师前天就带孩子去了外地看病，几天后才能回学校。这个情况让我们几个哭笑不得，既为自己错怪了人家感到不好意思，又为没有及时得到消息耽误时间而着急。
与赵老师联系，赵老师说晚上七点半后才有时间见面，没有办法提前。
考虑到A县钱老师提供的教师盗印资料卖给学生的事发生在初中，与我们本次调查的重点不符，且我们都是外地口音，没有当地人配合不方便调查，我们决定去**市，济南的同事约了一位企业界的朋友，说他在当地人缘很好，帮我们联系采访对象应该没有问题。没想到，后来见面时，这位朋友说他教育圈内没有特别熟的人，且第二天就要出差，没能帮上忙。
三个小时后，我们赶到**市，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开始调查
这时，正好快到学校放学时间。记者打听到宾馆附近正好有一所市直属重点高中，马上赶去。
在校门口，记者以调查学生课业负担为名，先后与四位学生和两位年轻教师进行了交谈。
他们告诉记者，现在高中三个年级的学生人手一套学校统一下发、由市教研室编写、北京某出版社正式出发的资料。除此之外，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自行在校外购买的一些资料。
问及这套资料的使用情况，几个学生都说还行。两位教师从自己学科角度评价这套资料，意见不一。数学老师说这套资料质量还不错，有些地方有错误，“但是，现在什么资料没有错误啊!”而另一位物理老师说：“资料的难度显得不够，一些练习题编得比较差，如果可以自己选择，我是不会用这套资料的。”
晚上，与那位企业界朋友一起吃完后，记者联系还在A县的赵老师。赵老师心直口快，对资料质量进行了批评：“这套资料内容太少，比较陈旧，质量不如某些地方的资料。”不过，赵老师也承认这主要是以前的印象：“现在，资料编写者不少是一线教师，质量比过去好了。”
相比较资料的质量，赵老师更不满意的是教研室发行资料的方式：“也行它的质量还行，但强制学校必须订就不对。”问及如果学校不订这套资料会有什么后果，赵老师的说法与举报信上的内容相一致：“不订资料就不组织你参加统考，有什么教师培训也不通知你参加。”但赵老师也表示，这些都没有正式文件规定。
记者问，如果可以自己选择，赵老师会为学生选择什么资料。赵老师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他说：“我会选择盗版资料，比如**课堂就不错。盗版可以给学生省不少钱呢。”这样两套资料，主要用的是自己订的资料，市里的就让学生自己看看。上面来进行教学情况检查，因为要查这套资料使用情况，那几天上课时就会让学生多做些上面的题。见了检查的领导也会说一些诸如资料质量不错之类的好话。“不光我们市里，据我所知，山东其他几个市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记者以了解高中新课改试验情况为名进入上面那所学校。采访的几位教师，包括高一、高二年级主任对市教研室组织编写的这套资料质量表示认可。记者了解到，他们中不少人就参与了资料的编写工作。
接下来的采访颇为不顺。
从这所市直属中学出来，记者打的来到举报信中提及的因为不订市教研室资料而没有得到期末试卷的某补习学校。因为是周六，学校虽然在上课，但门卫说学校领导都不在，有事周一再联系。任记者磨嘴皮，门卫就是不放行。记者看到传达室的墙上有科任老师的电话，赶紧抄下几个。在校门口一家有公用电话的小店里，记者开始一个个拨打电话，结果不是无法接通就是问明记者意图的说自己正在上课不方便交谈，有的干脆就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记者又打的来到另外一所中学。叫开紧闭的校门，保安看了记者的证件后说没有预约一律不能进，还拒绝记者使用门卫室内部电话联系，让记者马上离开。在记者再三恳求下，一个保安告诉了记者一个教务处的电话号码，然后让记者走出校门后电话联系。记者拨通电话，接电话的老师了解记者意图后与其他老师简单地商量了一下。记者听到有人说，让他进来吧，正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教务处这位说，你拨*******。记者只好照办，没想到马上记者又被告之，你打***********。三个电话后，校门终于又开了。在保安又打了一个电话核实后，记者终于拿到了一张会客单，并被告之，出来后把单子交回给他。
记者在保安室楼上见到了校长，校长客气地对记者说，我们是艺术学校，与一般的高中不同，你要了解新课改的情况应该去别的学校。
记者无功而返。
将错就错
时近中午，记者一行开车去离市区只有四十多里地另一个采访地B县。车在高速公路奔了快一个小时，记者正担心司机不熟悉路况走岔了，不久总算见着去B县的出口。在收费站一问，我们还是走错了路，在这里到B县还四十几公里路——我们不应该走高速，绕道了。还好，同属**市的C县离这很近。于是临时改变采访计划，去C县。
到达C县，匆匆叫了几个馒头和几个小菜，吃完已经过了一点。我们到了该县惟一的一所高中。这次，记者大模大样地进了校门，无人盘问。校园里学生来来往往，但在外墙标有“办公楼”的一幢楼房里记者愣是没找到一个老师。记者出来随便叫住了几个学生，一问，是高二的学生，今天正在月考，下午的考试时间快到了。不过他们还是很乐意地答应帮记者的忙，带记者去看一看他们暂时拿回寝室的资料。
寝室楼散发着一股臭味。在阴暗的寝室里，记者不但看到了市教研室编的那套资料，还看到了同样是人手一套的山东省教研室编的资料，价格更高些。“这也是开学时随教材一起发下来的，”不但如此，学生还对记者说，老师们看了好的资料也会经学校同意后发给他们。看来这里的学生作业负担太重了，一门学科就有三种不同的资料。记者提出拍些照片，学生在凌乱的床上翻找着，除了成套的资料外，各科教师自选的资料几乎都有不同的出版社。一个学生递给记者一本资料时，用惊奇的声音对记者说：“哦，这里还有一本英语资料。”看来，学生对每门学科用了几套资料有时也搞不清楚了。不过，他们对学习负担太重的担心似乎比记者要小得多。这让记者感到有些奇怪。
在高一教学楼里，记者终于找到了教师办公室。教师们普遍反映市教研室编的这套资料质量不错。不过因为发给学生的资料太多，他们只能选择一套重点讲练，其他的就让学生自己做自己校对答案了，“练习后面都是附有答案的。”
举报信失实
经过调查，记者发现举报信的内容有许多与事实不合。
摊派资料与新课改无关。
**市教研室编资料已经有很多年了，而市里所有区、县公立高中归市教育局统一管理，因此，市教研室的资料也就一直都是这样下发到各个高中，不存在借新课改之名这个说法。
个别学校没有得到市教研室的试卷是04年上半年的事。
记者回京后与B县某校教科室一位老师取得联系。这位老师经过朋友的再三劝说，终于答应接受记者采访。王老师告诉记者，据他所知，B县补习学校以前是乡镇办的，老师们觉得市教研室编的高三资料与高三复习的实际需要有距离，就自己另外订了资料。结果期末时市教研市根据高中各校订资料的份数下发期末试卷，补习学校的复习生因此没有能够参加高三期末统考。“这是04年上半年的事。现在补习学校设在了县里的高中，学校统一订资料，就没有这样的事了。”
全市师生愤怒至极太夸张
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教师对市教研室编的资料质量有异议、对强行摊派的做法不满意之外，不存在举报信中所说的造成全市高三统考评估混乱的情况。因为除了个别复习生没有参加全市统一统考外，市里各区、县私立中学也相对独立，市教研室组织的统考主要是面对市内各公立高中。至少举报信中所提“我们全市师生愤怒之极”，更是无稽之谈。调查期间，记者一直努力想与举报人取得直接联系，给他(她)一个申诉的机会，举报人却不再露面。
一块唐僧肉
记者联系了自己的一位朋友，浙江省一地级市教研室主任，他得知记者在进行这一调查后直言不讳地说：“你这个调查没什么意义，教研室编资料摊派给学生，说到底还是教育投入不足问题。”
“我们市教研室共50多人，财政拨款一年一百七、八十万，只够发工资。要维持教研室正常运转，只能靠编印资料、举行各种教研活动(会议)等办法筹措资金啊。”
对一些学校和老师表示反感教研室强行摊派资料的做法，希望能够自主选择，他说：“这里面其实是个利益之争的问题。坦率地说，教研室是比其他人有条件把资料推到各个学校，这其中教研室也有盈利。县里的教研室也想这么做，说白了也是看中了里面可观的利润。”
记者提出是不是可以由省教研室组织资料编写发行工作，主任说：“这其实更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我们市里是以一个印张七角钱的标准向学生收费。而省教研室通过新华书店下发的资料至少是一个印张一元钱的市场价。相比之下，还不如用我们的资料划算嘛!”这与记者采访时获得的信息是一致的。**市教研室编写的资料，高二语、数、英三科价格是每册8.90元，物、化、生、政、史、地每科是7.10元。记者特意看了几科的页码，英语是196页，地理是156页。而省教研室编写的《基础训练》，英语科154页，价格是8.30元；语文是202页，价格是10.90元。由其他途径出版发行的资料价格似乎更贵，记者在C县某中学高二学生手中看到，一本《英语世纪金榜》定价是13.00元，一本《历史优化方案》，定价是13.80元，一本《英语千锤百炼》定价是18.00元……。学生说，这些都是他们的任课教师觉得不错，征得学校同意外统一购买的。记者问，这些书是原价购买的还是有一定优惠，学生表示不清楚。记者随后在与教师的交谈中也没得到明确的回答。
这位主任说：“现在推销资料，肯定是给折扣的，只不过是哪个环节拿了折扣的问题。有的教师不愿意用我们教研室编的资料宁可用盗版的，一是图便宜，二是能够拿到回扣。这种现象在学校已经司空见惯了。”
教辅资料市场是一个利润极为可观的蛋糕，所以各教育部门和出版社都想多吃一口唐僧肉。。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吉林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等教育类出版机构外，记者还看到二十多家各类出版社的名字。
奔波之后
两天时间，走了近千公里，打了几十个电话，采访了二十多位老师、学生，记者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但更让记者失望的是采访过程中的一些事。
路见不平一声吼，看到问题向媒体举报以期得到解决这是有勇气的正义之举。然而，举报内容必须属实这也是基本常识。然而记者了解的情况与举报信内容相差太大。
采访中，当了解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只有个别教师表示愿意接受采访提供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绝大多数的教师一口回绝了记者的请求。经再三做工作，绝对保密，有的教师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理解老师们的难处，但如此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且不是少数教师所为，还是令人难过。教师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有正义感，自己却遇事能躲则躲，如何能取信于生？
在减负声不绝于耳时，在已经有两套资料的情况下，有的学校还允许教师自己选择一套甚至更多资料，如果不是教师职业道德有问题，那我们应该怀疑这些教师的教学能力。
教研室本是一个服务于学校的，为学校提供专业指导的、非盈利性的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但在教育投入不足的大背景下，教研室似乎更热衷于组织编写、推销资料。在服务的过程中盈利，这在当前形势下似乎也可以理解。但当某种服务成为一种强制，谁能保证盈利只是教研室的无奈之举而不会成为首要任务？
盗版，这是一个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公然使用盗版资料，在为学生省钱的同时，又会给学生造成什么影响？如果说山区学校因为经济拮据使用盗版资料还实属无奈，那么在市区就读的学生总体上说应该不会太看重这省下的几十元甚至更少的钱。可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教师近乎本能地愿意选择盗版资料，尽管他们也知道盗版资料印刷质量差，图的就是一个便宜。这不禁让记者想起前几年一则报道，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靠小聪明免费打投币电话的事。莫非，贪小真的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过去，老师上这完课，在黑板上抄上两道题，让学生做到空白的练习本上，这就是课外作业了。更简单的，直接告诉学生：“把课后练习第X、X、X题做到练习本上。”下节课开始，先点评学生作业情况，然后继续上课。上完课，依然那样布置作业。到了期中或期末，全校组织考试。如今，这样简单朴实的教学可能在地处深山老林的小学校里还能寻觅到一丝踪影。学生使用空白练习本的机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本、一套套越编越厚、价格越来越贵的“资料”。从校内油印的小册子，到印刷厂批量生产的印刷品；从内部使用的练习集，到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从几个教师作坊式地生产，到专门的以编写出版教辅资料的文化公司出，随着“资料”越来越普遍地取代传统的练习本，它也越来越成为一块香喷喷的唐僧肉，谁都想吃上一口。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己编制试题的能力大为削弱。采访中，记者问一些教师，如果不用现成的资料行不行，几乎所有教师都表示这不太现实。某省重点中学校长几年前就提出教师自己编写资料，创一个自己的资料品牌。几年过去了，该校使用的还是从校外购买的资料。创品牌之说，再无人提及。
一则举报，一番调查，让记者看到了中小学许多由来已久却又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记得几年前就有一位全国说，中小学是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如今的基础教育领域，虽然改革之风屡屡刮进校园，但教师的精神世界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触动，学校内部、学校之间以及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似乎依然在按照自己的步子、按照通行的“潜规则”在不紧不慢地走着。
200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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