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明兴起于两河流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中心都处在中原一带。中原向北为崇山峻岭，严寒贫瘠，向南为沼泽泥潭，瘴气丛生。
在古代，我们常常称北方人为北狄，称南方人为南蛮。蛮的意思就是未开化。秦汉时期，君主开疆扩土，但是北方也不过是现在的长城以南，长江以北——长江以南并没有多开发。汉武帝之后，开发力度加大，垦荒从陕西、河南、山东一带扩到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止于四川。以湖南为界，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四川都仍是蛮荒之地。
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由于身处异乡，对故乡河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的眷恋，其自称“河洛郎”以抒乡情。也就是说，客家人伴随着人口的南迁而产生和发展。人口南迁，往往是为了逃离大大小小的战乱。
第一次南迁是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十余年亡国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南迁是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这近两百年的时光中。为了避难，百余万人口，从中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冠南渡”，导致了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潮。
第三次南迁是在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及藩镇割据等战争影响。自安史之乱开始，唐朝由盛转衰，而且之后的唐代一直处于战乱状态，一直到灭亡都没摆脱。长年的战乱出现了第二个人口南迁的高潮，史称“四海南奔似永嘉”，之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这期间，大量的人口逃入赣闽粤地区，致使这一带的人口激增。
第四次南迁，则是到了宋代，受金人南下，蒙古人入主中原及元末的影响。宋末客家人参加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失败后，为躲避元朝的追捕诛连，形成空前的大迁徙，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使客家人具有典型山区居民的特征。元末明初的战乱，又触动了客家人的迁移。迁出地多为福建，迁入地则集中在嘉应各地。主要原因是嘉应各地位于岭南东部北上的最佳通道上，有较多的低洼丘陵地区可供开垦，加上在抗元过程中一度变为废墟，即响应“文陆号召从军勤王，崖山之覆，州人士死者十尽八九，井邑皆空”。故客家人从他邑迁来重新组合。由于大量客家人在元末明初迁入嘉应一带，从而使嘉应成为客家腹地，成为客家的聚居中心，拥有“客都”的地位。总之，这一时期的迁徙是在第三次基础上由赣南、闽西迁至粤东、粤北地区。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经过这六次主要的迁徙，客家人遍布中国西南各地，甚至向外纵深至更远的地方。由于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人均GDP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明显变化。这造成一个现象——人口多，经济就发达。经过这几次主要的迁徙，除了客家人遍布中国西南各地，整个南方的经济和人口也自南宋开始超过北方。之后，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均超过北方。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完成。
客家人通过迁徙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战乱和经济中心的南移。迁徙的先民们也许只想暂时逃离战乱、客住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于是建造房舍，开垦田地，畜养猪牛，由暂时的客住到长久的家居。就这样，也就永远的“客家”了!迁徙的过程肯定是艰难的——扶老携幼，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排除险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们终于挺过来了，形成今天这样一支有着数千万人丁的兴旺发达的民系群体。
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还有人说：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里聚族而居，艰苦创业，繁衍后代。 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遂有“东方犹太人”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