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查尔斯•李：法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立法者的工作，不仅在于使其时代的行为和习惯融合成为文化，而且将最深刻的思想和信念实体化，坦诚地直面我们的审视，不带一丝遮掩。这为我们提供了对过去景象的最确实可信的概括，而其中细节幽微之处，则有编年史专家们补全。
本书来源于我所试图探究的那组法律和习惯，它们被我们的祖先用于探索争端下隐藏的真相，不仅诠释了人类从原始野蛮向文明开化迈进的过程，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思想中某些最离奇的迷思。
在这个版本中，我试图通过追根溯源，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阐明一些渐趋消亡的旧俗和迷信的来源。在现代理性薄弱的粉饰之下，时而重蹈覆辙恐怕在所难免。
在权衡大众思潮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罗马天主教会不停灌输的“上帝和圣徒们常常干预日常生活事务”的虔诚信仰。不仅病人会被奇迹般地治愈，而且受到诬告的无辜者也会获得证明，甚至连人类司法公正的过程都会被打乱。就这样，一本刊印于16世纪的法国、献给圣母玛利亚的书，虔诚地记叙了如下案件：一个女子因被控犯有近亲通奸罪而被判处火刑，但是由于圣母的干预，她得救了，而违反了忏悔保密规则、对她提出控告的神父，则被处死。
教皇们所发出的禁令无疑大大影响了君主们，促使他们废除神判，不过其他一些因素在这件事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毫不逊色。12世纪和13世纪罗马法的复兴，以及在疑难案件中引入屡试不爽的酷刑之法，大大推动了世俗法庭反对一切神判的步伐。由此，我们应当认识到还有一个强大助力，那就是市民社会（the communes）的兴起，他们频频以自己坚定的常识否定荒谬的神判。不过，这些影响在前文中已经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几乎无须赘述，除了下面这一点：神判苟延残喘的挣扎，没有像一对一的决斗断讼拖得那么长。
可是，这些从大夏人祖先无尽过去所流传下来的、求助于上天的方法，其确切的消失时间在任何国家的记载中都不可考。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一些神判的形式，例如尸棺公判和冷水审判，尽管早已从法律条文中消失，却苟延残喘地延续到了19世纪后半叶；如果我们将立法者对这一体制的禁止，看作人类心理构造转变的原因或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未知事物的神秘诱惑，对不可获得之物的孜孜以求，将我们的人性与超自然力量相连的渴望——所有这些混杂的动机，都促使我们对前文已经探讨过的那种迷信执迷不悟。尽管其外部表现可能已经被一扫而空，那些使它们生机勃勃的强大机制却保留了下来，活跃程度可能丝毫未减，因为其运作更加隐秘。一代又一代的丑剧上演，不可思议地彼此依附，焦急地等待着人类的后代们，似乎业已消亡的迷信又以另一种形式永存下去。我们可以从令人生畏而盛行一时的巫术和魔法中，将它那些最粗俗可鄙的形式识别出来，这些把戏折磨了16和17两个世纪；它升华到天堂的边缘，我们看到它在仿若天使的寂静教派（Quietism）理论中再度出现；它又重临尘世，刺激着灾变论者（the Convulsionnaires）疯狂的诡异行为。它披着不同的伪装，将18世纪高雅精纯的怀疑主义引向对魔杖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认为它们不仅能寻找到隐藏的泉水和深埋的矿藏，还能揭发罪行，并洞穿其一切狡猾的逃避伎俩。
Jacques Aymar
在1692年，当雅克·艾玛尔（Jacques Aymar）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奇迹的魔杖之后，他被召至里昂协助警方调查一起离奇的谋杀案，此案令当时的执法者困惑不解。在魔杖的帮助下，他水陆兼程地追踪罪犯，从里昂到布凯尔（Beaucaire），，此人供认了罪行。最终证实，艾玛尔只不过是个狡猾的骗子；而他所造成的狂热一直延续了整个18世纪，直到该世纪末，一个名叫坎佩蒂（Campetti）的骗子同行揭穿了他的伎俩。甚至在几年前，在西宾夕法尼亚勘探油井时，魔杖还死灰复燃地得到了使用。对艾玛尔行当的记录，以及对其影响的探讨，可见于卢比欧·伊·迪亚兹教授（Prof. Rubio y Diaz）的作品“Estudios sobre la Evocacion de los Espiritus”，Cadiz, 1860, pp. 116-28.
前文种种论述足以验证，甚至在今天仍有一股潜藏的迷信暗流，时而闪现，并显示出我们仍未彻底摆脱过去的弱点。每一个时代，都为自己的罪孽和愚行所累——最值得庆幸的是它们极为成功地隐藏了自己，除此之外几乎无可施为。在此，在我们引以为傲的19世纪，当人类智力压倒自然的力量时，、蒸汽机和电报刺激着物质繁荣的进程，诱骗我们牺牲心灵换取智能——即使在这之中，我们本质上的两面性仍再度浮现，，以及通灵术（spiritism）的奇幻神话中，从中也可看到对纯粹理性专制的抗议。如果我们对自己最高贵属性的如此错乱感到惊讶，必须记得我们身上的原始桎梏反应的强度，并且据此可以知晓，在这个时代的疯癫之中，我们何等彻头彻尾地忘记了那神圣的警示：“人不能只靠面包生存！”
（本文选自亨利·查尔斯·李《迷信与暴力》）
《迷信与暴力：历史中的宣誓、决斗、神判与酷刑》
亨利·查尔斯·李 著，X·Li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6月
李博士的荣誉就在于，他是少有的勇于挑战欧洲大陆的法律及法律文献的非英国学者之一。他用肉眼直视它们而不是透过眼镜来评判它们，后者是一种更为简单的工作。我们彻底地信任他，是因为他仅把视角固定在中世纪，而且他也从不引用那些带有冲突和争议的观点。我们不能把这种研究方法推荐给一般人而只能推荐给意志坚定者，而李博士正是一个拥有坚定信念、冷静客观、谨慎细心的人。
——费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剑桥大学教授）
他在美国最有名的著作是《迷信与暴力》。大部分律师都熟知这本书，因为受到职业的影响，他们对这本书比那些执法者有更多的兴趣。这本书已经再版四次并仍在继续再版。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哈佛大学教授，中世纪史权威）
亨利•查尔斯•李是谁？
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a，1825—190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President of AHA，1903）。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欧洲中世纪历史方面的专家，尤其精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史。哈佛大学，曾接受他女儿的捐赠，设立中世纪史方面的亨利•查尔斯•李教授职位来纪念他。其代表作有《迷信与暴力》（Superstition and Force）、《中世纪宗教裁判史》（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以及《西班牙宗教裁判史》（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等。
亨利•查尔斯•李雕像之基座：
亨利•查尔斯•李(1825—1909)，费城最重要的公民之一。
年轻时，他是自然科学的钻研者和文学作品的评论者；
成年后，；
那之后，他是公民事务与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和拥有世界声誉的史学家。
其著作，尤以措辞之精准、判断之公允以及对真理之热爱见长。
他殚精竭虑，他无负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