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时间是一九三九年。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学生，，在那里我经历过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卢沟桥事变。，，武汉沦陷后沿着长江来到嘉陵江畔的重庆山城。
离重庆大约百里路远的嘉陵江旁有一个小镇，叫做北碚。从这里过江来到对岸，登上石板坡，便可以看见一条小街，沿街两旁是民房，它们多数用竹篾和土坯建造的。那里住着的基本上是劳动人民。穿过这条小街再往前走，可以看见几幢砖砌的平房，有的在小镇的尽头，有的在小坡上。它们周围是一片田野，附近还有茂密的森林；或碧绿青翠的竹林。它们既象一个小村，又象一个小镇，虽然规模不大，却有一个财主的公馆。公馆周围栽种着栀子花和米兰等，繁花似绵，芬芳扑鼻；我们称它为王家花园。另一个比较大的泥巴建筑群就是从上海迁来的最高学府——一复旦大学，这里虽然偏僻，但嘉陵江的水慢悠悠地在它面前流过，灌溉着两岸的良田，再加之附近的翠竹常青，花开不断，群鸟飞翔，使人觉得这里有着过不完、爱不够的景色。不过每到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那慢悠悠的流水就忽然高涨，变成了黄浆，涌上岸来，吞没两岸的良田，甚至冲垮泥砌的房屋，淹死居民和牲口。当然这样的时刻总是比较短暂。
这小镇名叫黄桷镇，由于有一所大学存在。它显得生机勃勃。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一共有两干多人；有的讲上海话，有的带北京口音，有的说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方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除了四川同学外，，换句话说，。，尽管生活艰苦，但总还算幸运，能够迁到重庆的最高学府读书。学校设备简陋，只有临时搭起的教室和宿舍，大家住的是十多人—间的茅草房，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夜晚学习只靠—根灯草点燃的油灯自修，物价一日数涨。学生们很活跃，组织了“读书会”和“抗敌文艺习作会”，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疾苦，是学校生气勃勃，富有战斗性的群体，。“读书会”，顾名思义，以研究怎样学习，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为宗旨。大家经常在会中进行时事讨论。、分析优秀作品的组织。我们自己也练习写作，这两个组织我都参加了，还进行一定的领导活动一—主要是在地下展开：通过这两个组织，我们不仅团结校内学生，还争取教授支持我们，如马宗融、章靳以、胡风和方令儒等。他们也参加指导我们的业务学习。此外，我们还时常到重庆，请来一些校外知名的作家和戏剧家，如老舍、洪深、曹禺来我校作报告。他们为我们讲文学和戏剧以及它们对于社会，人民所产生的启发作用和影响。当时学校除了上课的教室外。既没有大的礼堂，也没有会议室，因此我们开会只能选择月明之夜，在竹林边空旷的原野上席地而坐，进行讨论。
记得在一个中秋的夜晚，明光皎洁，晚风习习，“抗敌文艺习作会”的会员燃起一堆篝火，围成一个大圆圈，表面上是庆祝中秋，欣赏高空的月亮。事实上是讨论与月亮无关的文学作品，参加的客人还有文学院的几位教授。两位女作家是这次讨论会的中心人物：那年纪较大的是一位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教我们近代小说和文学、。另一位比较年轻，大约三十来岁：外表朴素而文静，沉默寡言，她头上梳着流海发型。她坐在我们中间并不引入注意，但是我们读过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她就是写《生死场》的作者萧红。由于她也是东北人，和我同乡，我们也就无形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我们有着共同的家乡，但有家归不得，。我们的共同经历和苫痛，把我们在感情上凝结得更紧。
我读过萧红的作品。。，怀念“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的激情无法抑制，。同学们也逐渐参加合唱。在那悲壮、高吭的歌声中。我不知不觉地倒向她的怀里。她用一只温柔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又用另—只手以手帕擦去我的眼泪，说：“不要悲伤，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东北人民要解放，全中国人民也要解放!”
她住在黄桷镇王家花园的一间小屋子里，离我住的女生宿舍近，只须五分钟就可以走到，从而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有时她寄信或过江到北碚去买东西，总要邀我陪同前往。后来我发现她脸色苍白，时常干咳，身体虚弱无力，我敦促她到北踣江苏医学院去检查，并陪她前往。医生只说她贫血，得吃补品，但她却偷偷对我说，她染上肺病。
“补品！补品！”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到哪去弄补品。
但她每天仍不停地写作，还得做家务，很少休息。当时的物价飞涨，谈不上什么治疗和营养，我时常对她说：“我多么想分担你的劳苦，让你休息。”她总是说：“你分担不了，你要读书，你要读书，你的任务也同样重要。”不久她离开了黄桷镇，前往香港。我心里落下一块石头，我想香港的条件好，她可以得到治疗了。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了，但我永远忘记不了她。
八十年代末期我的老伴应英国剑桥大学、他的母校“英王学院”之邀去讲学。我随同前往。路经香港。我知道她是在香港去世的。我去凭吊她在那里海滩旁的坟墓。但在海滩上我遍寻不见，可能浪花已经把墓地洗淖了，也可能我人生地不熟，没有能找到。萧红是个平凡的女性，在一切“向钱看”的香港，向人打听也理不出线索。我感到无限地难过。她还是没有能回到老家去。但她在黄桷镇的那段生活将在我的记忆中永存，与她在一起的日子是我青年时代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该说是复旦大学在黄桷镇那个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
（转自《金婚》长征出版社 1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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