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讲稿:中国当代文学的道统文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陈寅恪研究(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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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0-08 09: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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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坛讲稿:中国当代文学的道统文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陈寅恪研究(再续)



                                     毛峰





近现代主流思想,受到西方柏拉图主客分裂的思维误导、卢梭荒谬的“天赋人权”说一往而偏执,错误教化之下,人人只求伸张个人权利、算计个人利益,不获逞欲即责备外在环境,根本丧失了儒家反躬自问、自我督责的基本道德能力,迷信外在环境的改善必能促使个人权利伸张、社会整体的道德完善,根本混淆了外在环境改善与人类自我约束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别,养成近现代人常犯失道缺德、贪名逐利的通病;祸害所及,高楼大厦不断屹立、法律规章不断细密,各种缺德败行之举却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各种职务犯罪、治安犯罪激剧增长、扩散,全人类由于虚妄的启蒙独断主义教义,变得蝇营狗苟、寝食难安、苦不堪言。

儒家教化,恰恰反其道而行:人乃秉持“天赋良知”的生命,而非“天赋权利”的算计者与主张者,人自幼童时,就被古典家庭、长辈教导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稍长更被古典学校训以父母子女兄弟长幼朋友之节操,再长则受师儒之教,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文献中,深入体会修己立身扬名、荣耀父母乡邦、平治天下万邦的宏伟道理,学成优异者,经乡邦荐举、官吏察举、朝廷科举而为“国子”、“贡士”、“举人”、“秀才”,荣膺天子门生,与宰相公卿士大夫交游、历练,被授官进爵,受万民拥戴;

古典士子学成,虽不出仕而居留乡邦,仍巍然皓然而为“士绅”、乡绅,主持邻里社群之道义、法纪、安宁一方水土;如此,士子自幼即稳固树立人道根本——“天赋良知”,事事先督责己身,自正,然后正人,孔子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乃千古教育、学术、政治之不二法门也!

倘若华夏古人以“天赋人权说”为价值信念,则事事督责于人、事事抱怨外在环境之不足,以伸张、算计、追求个人权利,天子事事贪求一己私欲之满足而不顾人民死活,诸侯事事伸张一己贪欲而不顾华夏联邦之统一,则吾华夏文明早已分崩离析、灭亡于晚周、暴秦时代矣!

余因以告诸生:吾华夏文明传播,传自上古伏羲时代,绵延万年至今,虽屡经动荡衰乱,却不曾如其他古典文明一般完全灭亡者,即在于其三统合一之文明传播秩序,巍然屹立天地间,所有入侵劫掠华夏文明之较落后文明(蛮夷),虽心存防范之心(譬如蒙元、满清),但不得不采纳吾华夏万世一系、高超绝伦之文明制度、宪法制度,其采纳较少、妄分国人为四等之蒙元,国祚不过百年;其采纳较多但尽力掩饰本部族此前文明较低之满清(清初诸帝极力汉化,同时又极力掩饰满族兴起之初之文明程度低、与明朝之臣属关系、满汉种族之别等

华夏文明传播之宪法基础,具体体现为华夏古典宪政民主制之天子、诸侯、群臣、士绅、万民之分权制衡、责在朝廷官府、依法治理万民、教治政令等四重宪法机制(宪政制度)之贯彻;凝聚为“敬天保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宪法精神之表述;其制度、其精神,万年传承,统系井然,如参天大树,巍然屹立不倒、经纬宇宙万物也:

中华文明,根基在三统:一曰道统,即全民信仰之价值统系,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为根本;二曰学统,即全民尊敬之学术统系,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学为根本;三曰政统,即全民奉行、依法治理之古典宪法统系,以天地君亲师五伦之法为根本。

三统合一、彼此匹配呼应,构成华夏文明的严整绵密的古典宪政体系,旁接道家、佛教之教诲、西方近代文明之优长,足以安定人心、增长文明、顺应天道也。




(续前)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陈寅恪研究


 “同情之了解”:主客交融的人文主义思想方法

 

启蒙独断主义作为近代思想主流,全盘西化论者作为启蒙独断思维的中国变种,将中国古典文明错误论断、定位并纳入人为设定的荒谬框架之内,视其为“博物馆之古董、停滞、僵化、封建、专制、野蛮、落后、吃人礼教、一团漆黑”等等,借以否认其人道性、普遍性、真理性、不朽性。

以陈寅恪这面思想的照妖镜,能迅即照出其原形。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高屋建瓴、鲜明夺目地提出了“中华学术、中华文明21世纪伟大复兴”的根本思想途径——同情之了解: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古人之学说,应具

同情之了解,方可下笔。……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

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

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

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

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

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

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断然与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所谓“主客分离、对立、主观尽量克制乃至泯灭,以符合客观”的实证方法划清界限,其要旨有三:

首先,同情之了解是主客交融的人文主义方法,它不同于科学-实证主义所谓“主客分离”方法,主张在人文主义、生命主义、现象主义等现代哲学思维-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当代人(读者、研究者)在主观意志、道德修养、精神境界上,与古人出于同一或相似层级与境地,为此“神游冥想”,即极大发挥主观的生命精神,与古人之说出于深度的情感交流之中,即达致“交融”,才能获得“真了解”、才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的方法,不是排除主观因素(意志、情感、道德修为与精神境界等),而是高强度地让当代人的生命与古人学说的生命“交融成一片”;

其次,当代人的主观情志,与古人学说、古典记载之间,不是一种以今断古的割裂之法(卢梭、康德评判古代为蒙昧野蛮、近代才人道进步,即犯此大错),而是犹如诗人、艺术家一般,从断简残编中想象出“古人的眼光与精神”,即“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当代人凭诗意的想象予以补全、“窥测其全部结构”,而考据主义的文献罗列与文物考索,根本不足以呈现“全体之结构”,故只能小补而无大益;

再次,“同情只了解”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古人立论,必针对当时情境、解决当时问题;今人不可以卢梭、康德等人的所谓“批判方法”,站在今人的情境之下、为了解决今日问题,而斥责古人之所为,官方史学以“封建专制”论断中国历史文化之粗暴荒谬,即这一错误之案例;古人之“苦心孤诣”获得“同情”之主观体验上的了解,才能予以恰当评断古今年时代之异同与当今时代之传承与归趋;

最后,陈寅恪“同情之了解”,后经钱穆《国史大纲》扉页题辞所谓“温情与敬意,不自居以往历史发展的最高点”云云,乃告完成:历史是不可割裂、截断之长流,生生不息之过往与未来之寄托,今人传承古昔,怀抱温情与敬意,乃能如孔子所谓“温故知新、斟酌损益”、不断进步;否则,如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启蒙主流思想家、全盘西化的疑古史学“以今非古”,或如胡适、冯友兰等浅学陋儒,胡乱承袭启蒙陋习、鲁莽灭裂中国文化之内在精神,必累积而成“文革”之类毁弃固有文明、历史文化、一切人道价值的狂悖潮流;如今痛定思痛,岂不甚为可惜也。

陈寅恪的方法论,远承孔子、孟子“知人论世”说,近承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之“同情之了解”论,与现代生命哲学、存在现象学、诠释学方法,如出一辙,确为当代全球人文思想、学术智慧之正宗,更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之精神核心、灵魂依托——汲取古今中外之优长,而不可居今人的批判立场、预设标准,对古人妄加挑剔、批判也。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一步精准预言,中国学术、中国智慧与中华文明的灵魂新生,必然走“新儒学”之正途,即北宋以来中国思想界融贯新知、对先秦儒学的更新、改造: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

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

生,及其传衍而已。……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

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

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

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

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适相成之

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

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伟哉,寅恪夫子!早在1930年代,已看穿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脉络:一方面,中国将尽力输入、吸纳欧美等发达的工商科技思想,以增强其物质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将全面恢复中华文明的本来地位;二者表面看似相反,实则相辅相成,推动中国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详孟森《清史讲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桂林。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7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北京。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82-28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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