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欠发达地区发展和脱贫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不会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削弱。

2、国际产能合作是欠发达地区突破发展瓶颈、拓展发展空间的有效途径。

国际产能合作是欠发达地区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契机。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可以使沿边欠发达地区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更加密切与东盟、中亚、中东欧乃至非洲等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

这些国家要素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与中国西部地区众多产业存在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从而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增长的跃升。

比如，甘肃省组织有色、建材等行业企业主动与匈牙利、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国进行项目对接；青海省在水电、轻纺等领域与土库曼斯坦展开务实合作；云南在铝业、水电等领域与老挝开展务实合作，促成多项投资合作项目。

国际产能合作是欠发达地区拓展发展空间的有效途径。以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基础，有效突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区位限制，形成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比如，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利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契机，积极推动面向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的物流通道、能源通道、信息通道建设。

云南作为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是“”战略的连接交汇点，可以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等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国际运输大通道，开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把云南打造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广西具有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区位优势与海洋资源优势，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通过加快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建设，逐步构建以北部湾为基地覆盖东盟国家主要港口城市的航线网络，带动制造业、资源开发、旅游、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3、国际产能合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

借助国际产能合作的契机，西部地区可以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激发合作潜力与发展活力，促进优势产能走出去，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国际产能合作可以优化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当前，国内经济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钢铁、煤炭、氧化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过剩正从沿海省份逐渐蔓延到西部欠发达地区。

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将西部欠发达地区与周边发展潜力较大国家连接成经济发展共同体，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可以适当转移优势过剩产能，有效化解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

比如，新疆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钢铁、水泥等领域开展合作。

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可以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腾挪空间，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产能向西部转移，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当前，中国加快推进“”战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良好势头，特别是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印尼雅万高铁项目顺利开工，巴基斯坦向中国移交瓜达尔港经营权，中老铁路进入实施阶段，均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的示范工程。

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不会影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反而是中国基建企业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并且有利于化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点。而加快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则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发挥优势产能，破解国内产能过剩困局。

当前国内许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钢铁、煤炭、造船和汽车等众多行业的产能比实际需求多出3到4倍。这些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多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满足世界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要。

据统计，2015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共计114项，投资规模达到1.04万亿元人民币，可以带动120万吨钢材消费和1亿吨水泥消费。

仅亚太区域未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即可带动水泥年均消费量4000万－5000万吨。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对国内过剩产能的消耗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同时，中国拥有近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回报率极低的美国国债。中国将其中的一部分投资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进一步优化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也有利于带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材料的出口。

2、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从人员、技术、资金、原材料等各方面来说，均有比较优势。

中国去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已不再是单纯的工程承包及运营，而是一条集“设备、品牌、技术、人员”等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合作模式，将有利于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以印尼雅万高铁为例，该项目采用的是中印尼企业合资建设和管理的合作模式，是中国高速铁路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到物资供应、运营管理和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项目。

3、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目前，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因此也是“”建设的优先领域。加快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打通我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通道，进而推动国内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建设及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此外，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可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更好带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1、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的客观需要。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根据世界和国内形势变化而做出的正确决策。中国未来的开放是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谋篇布局，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础上的双向开放，必须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招商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以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解决内需不足和消化优势产能的战略选择。当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通过走出去投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来创造出口需求，是解决需求不足矛盾的一个主要政策工具选项。

尤其是在美欧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通过海外投资开辟境外产业园区，可以降低各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围堵，从而保持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同时，中国现有大量过剩的优势产能也亟待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到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获得更加廉价的要素投入，缓解中国劳动力和能源、资源需求瓶颈，促进“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增强我国优势产能的国际竞争力。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加速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动力。当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都在逐渐减弱，亟待向资本优势、知识优势转型，所以现阶段开展海外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满足资金错位需求的必然结果。

中国要想在未来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就不得不集中资源和精力发展新兴产业。亟待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扩大海外投资可以将一些传统的优势产能转移出去，以便释放更多资源为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难并非由“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所致。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难的主要症结在于产业集聚基础薄弱。

中西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较晚，国有企业比率高，中小企业发育不充分，以及资源初级加工企业多等原因，产业配套环境普遍较差，产业集聚基础薄弱，阻碍了域外企业的投资热情，以至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性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都存在一定困难。

另一方面，政务环境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吸金力”也相对较弱。与占沿海优势又得改革先机的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发展长期处于被动局面，艰难的招商引资背后往往都有各类优惠政策作为蛋糕以增强吸引力。

然而，一些过度优惠政策也加剧了地方兑现的难度，部分招商引资项目成了“夹生饭”，因为“说的”和“做的”不一致而引发纷争，反而更影响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投资环境，甚至有可能造成“政府失灵”。

3、国际产能合作为破解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2016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8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9％，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例如，广西凭借“澜湄合作机制”和中马钦州产业园、马中关丹产业园等创新合作模式异军突起。

宁夏通过面向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和打造“中阿博览会”合作平台，把握住了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实现了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华丽转身，全面提高了招商引资的质量。

甘肃则通过加快“走出去”投资和“兰洽会”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了“”沿线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到甘肃投资兴业，成功达到了“百姓亲感招商引资成果，‘’引得孔雀西北飞”的实际效果。

1、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对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意义重大。

中国所倡议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密切相连，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普遍希望该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自己提出的投资需求，而设立亚投行的目的正是为“”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去年年底，丝路基金与哈萨克斯坦出口投资署在北京签署了《关于设立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丝路基金将出资20亿美元建立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哈产能合作及相关领域的项目投资。在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项下，丝路基金将积极与哈方金融机构及企业进行对接，开展合作。

2、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不会影响国内企业的融资问题。

当前中国部分企业融资难，既有体制机制原因，也受经济下行等短期因素影响，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实施更精准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解决。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资金来源于中国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以外币计价，不能直接用于国内企业融资。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服务建设，是国家的中长期规划，着眼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宏伟目标。

两者既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运营以市场化为原则，不是援助机构，追求的是外汇储备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中长期的投资回报。

以丝路基金为例，丝路基金的资金分别来自于不同的股东，包括外汇储备、中投公司、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这些资金都有相对应的人民币负债，所以丝路基金不是援助性或者捐助性的资金，而是以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投资于有效益的项目，实现中长期合理的投资回报，维护好国家利益和股东权益。

3、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可以促进我国企业融资环境改善。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支持，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项重要使命。

“丝路基金”是为服务“”建设组建的中长期资金，一大优势就是可以进行中长期的股权投资。

受到融资杠杆率的约束，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普遍存在债权较多、股权较少的问题。“丝路基金”可以通过股权投资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搭配，通过直接投项目，或者通过委托的方式进行投资，不仅能够支持企业提高投资能力，支持企业加强对项目的掌控能力，实现对项目的管理，加大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除了股权以外，丝路基金还可以采取贷款的方式，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多元化的投融资合作，有效整合各方的力量，共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融资活动提供支持。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推进了中国“”建设相关省市的经济建设和金融创新步伐，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亚投行强调投融资方式的多样化，相当一部分投资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政府与社会资本合营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可以成为有效的融资渠道，带动了民营资本和地方政府参与对外建设，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环境。

国家“丝路基金”将带动地方版的“丝路基金”推进“”前进的步伐。目前，广东、福建、广西、陕西、江苏等不少地方政府相继拿出数亿乃至数十亿元的财政资金，通过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入场”，拓宽了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加速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加了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份额，为国内企业对外投融资提供便利。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可以通过不断的对外投资而提高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的比例，推动人民币债券的海外发行、构建亚投行成员国区域债券市场和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债券投融资方面的合作，随着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中国企业将可以直接使用本币扩大对外投融资，从而获得更多的实惠。

1、鼓励产能转移旨在共享工业文明，实现合作共赢。

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亮出的一张新牌，目前已经从最初的“双方”合作演进至“多方”合作，形成了国际产能合作的核心理念：位于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位置的国家，通过多方产业、资金及技术合作，共同“分享”工业文明与和平发展曙光，在多方深度合作中，提升各自位置，重构价值链，实现“多赢”格局。

2、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会有竞争，但更多是合作共赢。

国际产能合作是增强国内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初步统计，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一批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转移国内钢铁产能4600万吨，氧化铝约1450万吨，电解铝约170万吨，水泥约8000万吨，玻璃约50万吨。

中国与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将赢得更多和平发展伙伴，并从中获得更加持久的红利。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国外企业将通过双方产业、资金及技术合作获得利益，提高竞争力。

但同时，中国也将赢得更多合作伙伴，因为中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积极倡导与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这是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深度融合的体现，给国内企业提供了在合作中取长补短、提升竞争能力的机会。

以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核电领域为例，当性价比最高的中国核电装备，装上技术最优最安全的法国“核芯”，就塑造出全球民用核电市场上最抢手的核电装备，迅速提升了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

3、国际产能合作是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的重要举措。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无论是要素投入数量的提高，还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都是有极限的，需求侧带动效应不可能无限放大，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国际产能合作带来的创新可以有效促使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单位要素的产出水平和助推工业效率的提升。

例如，把国际产能合作与国内资源型城市转型相结合，在境外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积极延伸国内的下游产业链，开展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冶炼和深加工，解决国内资源衰竭后的城镇劳动力安置问题。

又如在境外设立国产汽车分销网络、维修维护中心的同时，强化国内汽车工程研发，增加汽车技术高级人才就业机会，优化国内人才就业环境，做到国外市场拓展与国内高端研发的良性互动。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有删节）

国际合作中心课题组

主持：刘建兴，郭建民

执笔：迟洪涛，杨海龙，张继栋，赵静，周睿杰，郭芳翠

刘建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博士

郭建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规划外联处处长、研究员，博士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直属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联席会议成员，也是国家推进“”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单位。

主要任务：负责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企业，以及其他外国机构的合作项目；承办和管理发改委与外国政府建立的双边谈判及合作机制，组织开展双边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国际交流；组织开展我国对外开放和海外投资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为国内外政府和企业提供有关规划与政策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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