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安徽省作协副主席、作家赵焰的“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自2007年在广西师大出版社陆续出版之后，由香港中华书局推出了繁体字版向海外发行。之后，河南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精装本。这三本书在全国知识界和读书界影响较大。现摘要选发三本书的后记，以作交流。
《曾国藩》后记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曾国藩。我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系统地读一个人，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先是熟悉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去看看这个人家的庭院，然后进入厅堂，参观寝室、书房，乃至浴室和厕所；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工作、经历、习惯和生活。读曾国藩的文章，我明显能感觉到了一个人内心的深厚度与宽广度，也看到一个人的巨大的忧郁和悲凉。在我的感觉中，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的人，从时间上说，这个人熟读古书，对中国文明的足迹和精髓异常熟稔，而他本人，绝对堪称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来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那是一种真正的“内圣外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
读曾国藩的同时，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在我看来，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记述和表达世界当中那种细致入微的东西，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本质。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整个交响乐，就像一个人巨大的内心的经历：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转换，由风起云涌波澜起伏直至云破日出，然后，终归平静与喜悦。贝多芬体验了这种情感的过程和本质，他的内心完全洞开，一种欢乐在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诞生，那是一种悲欣交织的欢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便会不由自主地歌颂欢乐——那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欢乐，就是人类的上帝，就是人类头顶上最亮的星座。贝多芬的《欢乐颂》仿佛内心最深层次的爆炸，那种至高无上的欢乐，仿佛原子核一样巨大的能量喷薄而出。它不是个人情绪的单纯抒怀，而是这个世界客观能量最大限度的释放，是在人类和世界源头的共振。
除了贝九贝六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贝多芬晚年的弦乐四重奏。从音乐中可以感觉得到，步入老年的贝多芬已进入一种真正的自由状态：激越没有了，疑问没有了，只有轻松、随意以及乐观，那是一种遮掩不住的星光灿烂。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人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那不是一种甚嚣尘上的狂喜，而是一种平静和智慧，或者，“禅”一般的会意和欣慰。在这种巨大的欢乐中，贝多芬达到人之为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自由。
由贝多芬，我同样想到了曾国藩。在我看来，曾国藩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心波澜的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关于心的萌芽、成长、痛苦、觉悟，以及最终走向衰竭的故事。只不过与贝多芬相比，曾国藩更中国化，他内心中的一切，一直属于中国文化这一片汪洋大海。在这片汪洋大海中，曾国藩一直如一只舢板一样，在暴风骤雨中努力不使自己沉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既欣喜、失望、悲怆、平淡，又诚信、狡猾、阴险、残忍，人类所有的情感，以及中国文化所探索出的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艰辛，如此错综复杂，也体现得如此完整。
由曾国藩和贝多芬，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将他称为一个人类的人。这一句话极富有深意。托尔斯泰跟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一样，都是用龟裂的泥土塑成，同样带有世俗的不足。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不足，也能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并且，更痛苦地忍受着它们。在我看来，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曾国藩与贝多芬以及托尔斯泰一样，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他们同样是靠自己一层层的蜕变，化蛹为蝶最终成为“超人”的。这种蜕变，尽管表面平静而安详，但在内部，却有着巨大的轰鸣声；并且交杂着困苦、热情、悲愤与反抗，直至大觉悟后的心若止水。贝多芬是音乐家，他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山呼海啸，用五线谱将这个过程表现出来了；托尔斯泰是作家，他也可以借助于文字来表现疑问和质询，表达他的悲悯和艰辛——而对于曾国藩呢，他的内心中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嬗变，只不过，他一直无法借助音乐或者文学来表现，始终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压抑着自己的欢乐和悲伤。在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我们，只能借助曾国藩留下的雪泥鸿爪，来揣测和感觉这种变化。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种内心的贴近是最重要的，只有内心的贴近，才是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二法门。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对于曾国藩感兴趣。我一直试图寻找一种路径，来深入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要研究一个人所具有历史、文化以及人类本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灵的真切体验有关。那种从内部深入的办法，相对于外部进入，可能是最本质的。这种体验绝不是单单躲在书斋里靠“皓首穷经”就可以做到的。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体验，又能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对于我来说，这个人一直像一座布满森林的高山，不仅让人高山仰止，更有着属于自己的迷宫。但我一直坚持着，坚持着以一种文化和内心紧逼的方式去接近他——我就像一条蛇一样，去吃掉他留存于这个世界的文书、奏折、日记、著作，然后，摇身一变，以最大的可能，全力变成他本人的模样。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嬗变为另一个人的内心，跳动着他的脉搏，呼吸着他的气息，体验他的生活，体味他窒息、临终、遭受最后的病痛，直至如何咽下最后一口唾液……在这样的转变中，那种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
……那是一段阴晦无比的日子，因为过度地体验到这个人的苍凉，我的内心世界也情不自禁如北极一样寒冷。这样的方式，仿佛让我经历一次严冬的游历，在北极的荒原上，我孤身一人，去触摸覆盖在冰层下的地壳。当我终于完成这本书时，我就像从一口千年深潭中爬上岸，浑身透湿，瑟瑟颤抖。这样的写作经历真苦！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荒凉之心呢，仿佛是戈壁大漠，寸草不生——当一个人承受着历史与文化的重压，同时面临世界末日的绝望时，那一种人性深处的枯寒，就这样变成一口幽深的井。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说：一个人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伸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条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写就的，就是那个自己曾以为是，曾希望是，和曾经是的人。这，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曾国藩。
是为后记。
《李鸿章》后记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一千多年前，哲人奥古斯汀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忠于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根本就不具有可以信赖的真理器官，我们在描述之前就极可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之中。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在李鸿章问题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如此。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明目张胆的颠覆。这样的原因，只能归结于别有用心。当一种势力决心扭转现实的走向时，它首先要做的，是先完成对于历史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联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5000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初衷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直到现在，它仍以一种最普遍的公众习惯，存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谈了这样一个观点：，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而现在的商品经济时代，则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现在的欧洲。而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同样，就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来说，同样也存在这样的状况。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一百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是早晨刚刚从封建古书堆里惊醒过来，目睹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上午又接受了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而晚上却已不得不完全倾倒在一种革命热浪中去了。在这一百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相反，有很多都是在生吞活剥后，生出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怪胎。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最艳丽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一切立场、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
历史的意义
——《袁世凯》代后记
这一本《晚清有个袁世凯》写完了，“晚清三部曲”也写完了，不想再写了。关于历史的困惑，也随着清晰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多。
历史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历史（history），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另一个，则是“故事”。那么，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是曾经发生的故事，还是某种旨意确定的“理”的故事？在时间不能倒流的前提下，一种不可否认的推测就是，历史一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只是历史学家对于事情的描述，在那种事实不可再现的描述当中，历史已不可避免地夹杂一厢情愿的臆度了。
——有关历史的内涵，就是在如此深究之后，变得越来越让人困惑。这种困惑，跟我们身边的很多困惑一样，它们都是属于时间范畴的。时间，是一切困惑的本源。一般情况下，历史是对于过去事件的记载，但过去时光所具有的万千气象，又岂是靠单纯的文字或者影像所能记载和描述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会不可避免地被取舍和歪曲，整理成对现实有意义的过程，以自己的认识加以贯串，用所能够理解的逻辑，组织一个对于过去的诠释。这样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按照某种要求架构的一幢房子，或者一具僵死的标本——那种机械而僵死的房子和标本，是代替不了活生生的历史的。
一个大胆的说法油然出自我对于历史的直觉，那就是，如果我们身处的当代，本身是由一些不可预知、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因而无法把握和判断的话，那么，以往历史学家相信，并且简单而武断的总结，更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现实如此无法判断，历史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下结论吗？历史和现实一直有着关联的，它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尽管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万物由心生”，那种由人心而滋生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却有相同的本质。也因此，古今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来源于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是徒劳无功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地生活在当下，他必须与全部的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必须在找到所有可能被发现的重要证据之外，还要有最敏锐的领悟力和洞察力，具有最丰富的同情心，以及最高超和最合理的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的研究一直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它的问题，就如同文化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一样——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开阔的视野，在很多时候，它既迂阔封闭、自以为是，又索然无味，小气局促；既带有制度的专制性，也带有认识的单一性、情绪的焦躁性，以及结论的武断性。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失败，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历史的丧失意义。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在很多时候，它不像欧洲，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产生并且解决那个阶段的问题，因而它的历史更像是前行的历史，不像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窒息的重复——当然，深究这样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这当中最为关键的，是文化上的。我们的文化，一直缺少一种反思和奋进的力量，使我们挣脱不了羁绊，以至于无法形成质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更像是坟墓里腐烂的器皿、书架上的线装书，而不是一面明澈的镜子。这样的缺陷和错误，使得很多看似言之凿凿的历史，却呈现出最大的弊端：它总是不善于真正地总结和吸收，以至于无法形成足够的光束，来照亮前方的路途。
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喜欢的是那种活着的，散发着呼吸气息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是从一个坟墓到一个坟墓，一段竹简到一段竹简，或者像摆放骨灰盒的架子一样，把那些历史人物分门别类。我喜欢的，是那种浸淫过心灵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才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活过的历史。历史所显示的“真”，只是由某一个角度观察的“真”，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而对于一个历史领悟者来说，他一定要有一种吹气成活的魔力，让这个“真”活起来。这种“点石成金”的魔力，来源于对历史的理解力，也来源于对于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的洞察力。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了诗意”。在这位历史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感到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历史诉诸于情感便有损理智和客观的态度，都是荒唐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应该永远向心灵开放——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寻找自由自在、人们喜闻乐见，且有文学气息的历史学传统，就像当年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一样。历史感的培养，并非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会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是有属于因果律的会通性的。
进入历史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对待历史，放下天使或者审判者的架子，少一点人为的标签，多一份理解和同情。只有在沟通之中，才能找到历史的真实路径。
我的写作《晚清有个袁世凯》，也基于此。
是为后记。
以上转自安徽省作家协会同名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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