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连力主改革的洋务派也难以想象号称“亚洲第一铁甲舰队”的北洋水师，竟然如水中月、镜中花，被东瀛小国打到全军覆没。
为什么清政府主动改革，并没有使大清朝蒸蒸日上，洋务运动后的“船坚炮利”，也没有改善被殖民的命运？其原因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可以发现，保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涵特征，回望中国历史，改革只要涉及到“体制”，便举步维艰，历代变法者也大多“不得好死”，商鞅被车裂，王安石死后被抄家，所以一遇到真正需要变革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人站出来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源于此，即“重器物轻体制”，洋务派的核心人物、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一份信中明确提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我们后代人看来狭隘可笑的论调，竟是清廷改革派的核心理念。而当时与清朝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在受到列强侵略后，痛定反思，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高度重视体制机制变革，全面向西方学习，很快成为世界强国。最终，历史以战争的激烈方式，对中日两国变革之优劣作出了评判。
上世纪，重视“科学”轻“制度”，不少人都坚信只要配好氮磷钾比例，就可以亩产翻番，于是各地不断传出丰收的消息，1958年6月8日，人民》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而到9月25日，广西环西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已经到130435斤，而泡沫总会破裂，。而粮食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归结于体制机制的突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开创的“联产责任承包制”改变了整个中国，实施一年后，小岗村粮食产量相当于全生产队1966年-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再回到当前，我国经济已持续下滑8年，虽然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效果不佳。最为典型的是东北地区，国家高度重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从2003年开始，，但很遗憾，我们仍未走出“重物轻制”的思路，每次《意见》的核心都是基础设施项目和资金支持，缺乏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投入大量资金，但结果是：营商环境愈发糟糕，人才和要素流失严重，在竞争中逐步掉队，这更值得回溯历史，深思其原因，当前地区差异分化，经济持续下行，资金和项目并非关键，体制机制才是关键。
再举一个例子，多年来我们倡导发展民营经济，但在利益集团阻碍下，制约民营经济的瓶颈性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特别是近几年，经济越下行国有企业越会利用政策垄断优势占领市场，由于力量悬殊，公平竞争机制难以起作用，原来还能吃点残羹剩饭的民营企业失去了捡破烂的机会，甚至被挤出市场，民营企业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在政府主持的各种会议中，，以及不少大企业的领导，于是经济越下滑，民营企业越艰难。
当前我们看到的是，在既有利益集团和旧有制度惯性阻碍下，放慢改革步伐符合很多人利益，有人比喻道：过去人们曾经手拉手围成一圈在跳舞，然而现在围成圈的人们却在“手拉手倒下去”，即使有人想站起来（进行改革），也被左右两侧的人拉住，身体无法动弹。要破解这种“协调性的失败”，必须更大力度的改革。
改革会痛，但如果我们总是顾忌改革的痛苦，不愿意承担责任，继续缩手缩脚无所作为，那么结果可能会较我们想象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