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墨读书会第 49 篇文章
读书，可以和过去、当下、未来相连，一本好的学术著作可能影响一位学者毕生的学术方向、研究路径，甚至人生观。正如李金铨教授所说：“我们做学术工作总有奇特的‘书缘’，譬如终身难忘的‘友缘’，这种书、这种朋友不必多，但得到了就一辈子受用。我们在百忙中不妨偶尔驻足审视，提醒自己要做怎样的学者，有什么‘人师’和‘经师’，借机清理脑力，调整眼力，这应该是取法乎上、鉴往知来的一块里程碑。”2016年7月第九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在中山大学召开，本文是与会的四十余位学者围绕“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学术书”的话题展开研讨后的笔谈资料，原文曾刊于2016年第10期《新闻记者》，经授权后于近期在“我读”（My-reading）推送，因文章较长故将分为四期予以推送，敬请持续关注！本期推出“方向篇”，如有转载需要，请联系《新闻记者》以获取转载权限。
出版信息：(美)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在求学时期，我邂逅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知道想做怎样的学者，从而建立学术的风格与旨趣。米尔斯强调，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到公共议题。对于正在摸索门径的学子，这不啻是一副指南针:原来学术与生命是不应该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个同心圆内，由内向外扩张，连成一气，以至于个人传记不断与社会结构有机互动。
在求学时期，周遭的一些“主流”范式实在无法安顿我的关怀。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传播帝国主义再商榷》，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免“反潮流”，这个勇气和信心也来自米尔斯的启发。此后贯穿我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是一种深沉的社会关怀与人文价值，以此为主轴发展出互相联系的分支，包括华人社会转型与媒介互动、西方媒介的论述与话语，以及国际传播的知识论与方法论。
好的研究必须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从远处大处着眼，并发展各种组成的环节与细节，宏观与微观并举，以期以小见大，并愿意承担社会伦理与责任。米尔斯强调，任何重大问题必须放在历史(时间)的视野和全球(地理)的架构中审查。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纵横自如，超越学科窄框，却又论理严谨，证据丰富。这些观点，我常铭记在心，愧未能至。
《社会学的想象力》附录也是一篇绝佳的经验谈，值得一读再读。米尔斯细致地刻画了学者的生活方式、为学的态度，以及开拓想象力的各种方法，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学术研究的艺术境界。我所心仪和推荐给学生阅读的，也都是同一思路的著作。
出版信息：(法)马克.布洛克. 历史学家的技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是对我有重要意义的一本书。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兴起，很多纪录片创作者都提到法国年鉴学派和社会史研究对于纪录片创作思路上的启发。在怀特·海登的“影视史学”的理论影响下，我也对这些影片产生了好奇:这些看似更加活灵活现的历史呈现，除了寻章摘句式地更换了一批更加生僻的史料之外，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来说，有哪些超越前人的价值?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开始系统阅读法国年鉴学派的有关著作，马克·布洛赫正是这个学派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本小书也进入到我的书单当中。
《历史学家的技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本书的写作背景。布洛赫以儿子不经意的“历史何用”之问开篇，系统地思考了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当代价值。而这篇为史学书写的辩护文稿，，法国全境沦陷，人类社会陷入苦难和黑暗的年代。因而，布洛赫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让我想起了中国古老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史学传统。就在写作这本小书差不多同一时期，布洛赫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成为领袖，。布洛赫在书中提到，历史正是在与现实的互动中产生意义，。
在思考和研究历史的具体“技艺”层面，布洛赫强调要对史料展开立体式的阅读，尤其重视史料本身的修辞方式和产生情境。以此为基础，布洛赫提倡一种“树木”和“森林”相得益彰的史学，既体现出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和长时段的结构主义特色，又保留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治史的人文精神。这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解答了我对于一些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疑问:用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历史，不仅仅是寻章摘句和材料搜集这么简单，对于史料的视觉加工本身就体现了对待历史的整体态度，发掘历史中个体的人文价值来滋养当代社会，是影像工作者应当常常回归的初心。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SNA)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已超过半个世纪，但直到近十年才由于虚拟计算机资讯网络的发展开始广为传播学界关注。研究者不再单纯关注个人的一些“标签”式的属性，而是将聚焦点转向网络的结构属性:互动单位之间的固定关系模式或规则如何影响行动者或行动?网络结构环境可以抑制一些行动的产生，亦可以促成一些行动的发生。Charles Kadushin的《理解社会网络:理论、概念和发现》(Understanding Social Networks: Theories , Concepts , and Findings)这本书从抽象到具体，将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又能跳出具体的事象而升华到抽象的事理，读来生动有趣，也在潜移默化中给了我看待世界的另一种眼光:点与点之间的连结关系可以为社会现象提供系统性的解释，而不应只把行动者视为独立自主的个体。
和实体社群的社会形态相比，虚拟在线社群展现了另一形态的社会组织，而对两者的研究都可以借鉴社会网络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我尤其喜欢作者提出的tenmasterideas。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我们公认的事实，但这种现象既可能是个体瞬时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个体之间长期影响的结果，如何区分这两种机制呢?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譬如，可以观察dyads以及triads在时间维度的分布。举另外一个例子，Kadushin的阐释又帮助我对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原先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停留在个体层面，譬如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资源，这些社会资本是可以累积的。而读完此书，我开始关注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概念。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能够影响对新信息和不同想法的接受和吸纳程度。传统社会科学通常是从行动个体的属性、行动者双方关系的属性来解释行为，往往将复杂的社会结构简化了。这本书却引领我透过另一种方式来描述社会结构，个体、集群如何在多重社会圈中形成网络，而这种重叠交错关系又如何编织成为社会系统。
出版信息：克伦佩雷尔. 第三帝国的语言[M]. 商务印书馆, 2013.
《第三帝国的语言:，，认为“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语言对思想所能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学术研究，对很多话语都不能赶时髦地拿来就用，而应时刻保持敏感性和批判性。比如新闻业务研究，就需要警惕把新闻实践中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如“暖新闻”等)，不加辨析地作为一种新的报道类型来研究，做学术不能想当然地把自己交给未经深思熟虑的语言和概念。
其次，对语言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要有敏锐的感知。哪些话语被“征用”了，哪些话语被遗忘了，语言看似自然的“创新”和淘汰背后，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觉得语言粗鄙化，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我想，学者应该有更强烈的捍卫语言纯洁性的意识，要使用诚实、准确的语言来生产学术知识，拒绝“你懂的”之类暧昧不清，，不能让学术成为权力的合谋者，而应勇敢地指出“房间里的大象”。
再者，我现在对街头巷尾的标语的研究兴趣，也深受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社会语言学”分析方法，将非语言的事物纳入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思路的影响。语言有其时代性，标语使用的文字、配图，张贴的方式，使用的材质，乃至形塑的空间，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要敏感于标语语料的及时搜集，同时将其放入社会空间、时代背景下去深入研究，一定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在差不多十年前，我痴迷于当时还没有多少人关注的“虚拟现实”技术，一心想在这个方向做些研究探索，但立刻遭遇到一个几乎所有“新媒体”研究者在最开始阶段都可能会遇到的方法论问题的困境:面对新兴的媒体技术革命，当大规模的社会普及尚未发生之时，是否有可能做有科学性的研究探索，同时又不会沦为所谓“未来学”式的纯粹的思维沙盘推演?当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包括电影、电视剧、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中的虚拟现实的技术图景做了一些文化分析，也因此读了包括威廉·吉布森在内的许多赛博朋克的反乌托邦小说，但又总觉得似乎缺了些什么。
于是我又找来了《骇客帝国》反复观看以寻找灵感。在第一集中，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碟非法软件时，我发现那本掏空的书居然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名著《拟像与仿真》。而莫菲斯的那句著名台词“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real)，则直接出自书中第一章第一页。我突然间意识到，技术哲学可能是一切讨论不可回避的归宿。正如康德所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句话对于虚拟现实这样所谓的“终极媒体”(the ultimate media)也同样适用。
于是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鲍德里亚的书和文章。诸如虚拟现实的媒介再现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完成对于自身和现实世界物理性的超越。而鲍德里亚早早就预见到此，并已经为后现代的文化设立了一个坐标系，他考察了“仿真”的历史谱系，提出了“拟像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说。他将拟像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首先是被称为“仿冒”的拟像。在古典时期，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物体进行材料的复制和延伸，或对人工物进行手工的加工和复制。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随着机械化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于拟像的复制无需手工完成，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下，所有的商品都一模一样。拟像本身开始脱离原始物而存在，并且即使某个类别的物体蓝本不再提供参考动作，拟像依然可以永久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大量的生产复制。这个阶段，就被称为“生产”的拟像。如机器人与本雅明的留声机。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印刷术的革命，使得大量复制和印刷成为可能，并遵循市场和商业的法则进行交易。进入数字时代以后，这样的复制已经可以脱离物质生产，而变成纯粹拟像的生产。进入后工业时代后，一切拟像的生产和存在以数字代码完成。鲍德里亚将这个时代称为“超真实”是因为拟像与其本体之间的差别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虚拟的物品以模拟的方式在网络赛博空间中存在。因此，这个时代又被称为“模拟”的拟像，它是这个受代码支配阶段的主要模式。
在这样的哲学性的思考引领下，可以让我从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的角度重新看待新的技术现象，也成为日后我做新媒体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尽管虚拟现实技术是20世纪末伴随计算机图形技术和互联网普及的产物，但站到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贯穿人类媒介史中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
出版信息：哈林. 比较媒介体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一般来说，一个人学术的成长，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较复杂，好像不大容易具体说是哪一本书对自己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不过，看到这个题目，有两本书跳到了我的脑海中，一本是Hallin和Mancini两位学者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直面了多年尚未得到传播学者回答的“大问题”------ 理解人类社会媒介体制的问题，并且采取了实证的研究方法，抽象出构成人类社会媒介体制的四个基本维度，并通过对欧洲不同国家在这四个维度上之表现的分化和组合，建构了他们对于欧洲社会三种主要媒介体制的基本看法。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竟然基本是空白。关于世界媒介体制的最经典的读本是1950年代出版的《四种报刊理论》，在此之后，尽管有一些修修补补的提法，但均零散且难以令人信服，直到2004年这本书出版。可以说，在将近50年时间里，尽管数量众多的传播学者产制了数量众多的传播学论著，可却仍然没有对这一重大和基本的学术问题做出回应。这本书揭示的现状某种程度上确认了刘瑜所言的学术界的现状，大多是“精致的平庸”抑或“粗俗的平庸”，无力回应大问题，无力丰富人类的认识能力。我自己未必有勇气去挑战“大问题”，但是这本书至少让我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觉，它启发或激励我，继续坚持如米尔斯所言，关心那些困惑你个体并安放你的关怀的问题，勇于研究他们。相反，不要出于“定位”的功利性考虑，给自己画一个“标签”，圈一块地，以快速地在小片土地上做一些所谓能出成果的东西。
出版信息：赵鼎新.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这本书给我的第二个启发是方法论层面的，它构成了一个用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相对宏大问题，并做出理论贡献的一个典范。我对宏观一些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对完全微观的行为学层面的问题不大有兴趣，但是，面对相对宏观或是中观的社会问题，其实常常会感到困难重重，即便我们力图去探寻宏观与微观的勾连，仍然会觉得，宏观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材料掌握的要求高，而且对研究者整合资料和抽象化概念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本书让我看到：一个关心宏观社会问题的学者怎样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浩如烟海的材料的爬梳，进而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构建（因为我们熟悉的研究范本都是量化研究进行的理论假设验证）。它因此也昭示了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标准：理论尽管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但却应该构成学术发展的高级目标（或曰境界）；而另一方面，理论的建构同时不应该是天花乱坠，自说自话，而是应该建立在对实证材料的爬梳、分析和抽象基础上。这恰恰帮助我们反思在现实中经常看到的：理论工作者与经验工作者往往并不搭界；研究理论的学者不屑于做经验的细考，建构出的理论“自说自话”；而经验研究的学者尽管精雕细琢，列出琐细证据，却少有回应理论，更遑论理论建构了。
。这本书不算专著，它是赵鼎新老师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课的讲义集。在这本书中，作者勾勒了在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这个学术领域，不同年代的社会学家们如何一步一步研究它发展至今，累积起了今天学术界对人类集体行动这一现象所形成的相对多元而丰富的理论认识。因此，这本书给我的启发不在于它构成一个具体的研究典范，而在于帮助我将“学术”置放在学术史的脉络和学术共同体的视野中来理解，看到知识生产的“累积性”。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尤其是崇尚实证的学术领域，如此清晰地看到学术知识以理论的方式进行发展的脉络，在此脉络中，实证可以与学者的想象力互动，进而发展学术思想（理论），而每一位学者又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运用自己的思维想象力以及对实证材料的处理来与前人对话，发展学术思想。这本书因此通过我感兴趣的“集体行动”这个研究领域清晰地展示了，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是如何通过学者与学者之间工作的连接、对话、批判和超越来实现的。
总结一下，如果说《比较媒介体制》一书对我的启示主要是知识生产的价值理性（什么问题值得研究）和方法论（如何研究？如何进行实证经验与理论建构的对话）层面，仍然侧重的是将学术本身作为一个独立活动的话，《讲义》一书的启示更多在于将学术视为一种互动性和积累性的活动。它帮助我认识到这一点，学习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形成更明确的对话意识，并尝试思考如何在学术史中探索自己的角色。行文至此，突然意识到，我这里还缺了一部分，如果说知识生产是累积性和对话性的话，除了上述知识生产主体的外部对话，知识生产主体的内在对话——-即一个学者的自我成长、自我对话和超越，也是这一活动不容忽视的面向。
出版信息：G.H.埃尔德. 大萧条的孩子们[M]. 译林出版社, 2002.
在求学的路上我们与书结缘，在问道的途中，有些书不经意间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读着共同的经典，粉着大师，又在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书籍各自相遇，形成了我们各自的追逐。就我而言，对我的学术工作较有启发的一本书是G.H.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
G.H.埃尔德曾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克兰个人成长研究机构的档案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大萧条前出生者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其后果。这项研究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表征个人经历、取向和行为的纵向研究数据结合起来，论证了大萧条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的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于其整个生命历程。以如此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为导向，坚持几十年的精耕细作，让人在心生敬意的同时，不禁心向往之。这也让我萌发了从纵向比较间动态考量农民工二代——流动儿童现实处境的想法。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变迁是否导致了家庭和代际变迁？”或者“这种变迁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还应包括“这些变迁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在此刻尚是儿童的男性与女性，其未来的生涯与当下社会变迁的联系何在？”等问题。后者是一种追踪社会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的研究取向。只有从历史的语境、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中来记录生命的历程，跟踪展示其认知、社交的状态，才能得到最为扎实的理论积累与响亮的现实回应。
出版信息：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对一个人影响至深的好书一定很多，我觉得可能不是哪一本书对自己最有影响，或者说它一定会全方位地影响你，可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刚好和你所想要问的问题有一个碰撞，就会给你留下隽永的印象。从这样的意义讲，我推荐《天真的人类学家》。本书给我们的启发远远不只限于人类学界。作者采用一种幽默辛辣的笔调，在书中讨论了研究者如何在研究中看待个人主体性、如何把握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我认为，研究者不只在研究某个“对象”，也在研究自己。换言之，研究者也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理解和体悟。从这个角度讲，研究的过程没法不让你“卷入”到研究对象的存在逻辑和文化情境中。研究所能抵达到何种成果，或许也得益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产生何种碰撞。研究实则是一个不断实现主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作为研究者的个人，如何去正视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去感受和捕捉对方的情感波动与生命体验，如何真正实现与对象的“对话”？这是需要研究者的“智慧”才能够把握的。
看完这本书，我会思考什么是好的研究，也许一项好的研究不在于你最终获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而在于你在研究过程中去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书，不存在任何学科的界限，任何人都可以去看。
出版信息：李金铨. 超越西方霸权[M].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此书是最近十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传播学专业书。简言之，其影响有三：
一、视野。这本书的作者李金铨教授是华人传播学者中最早国际化且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此书的学术视野有许多重超越。首先，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超越，作者洞悉国际传播学界的模式与局限，他提出要“出乎其外，入乎其中”，既要深入到传播学界的中心理论场域，又要跳出常规，代入真正关心的本土问题，以期打破既有研究的囿限，从边缘的位置与中心进行对话与修正。其次，这种跨越也是学科间的跨越。作者认为，与其说自己是传播学者，不如说是媒介社会学家。作者的研究议题也明显有与社会学、历史学接轨的倾向。这也是他所倡导的打破学科精耕细作的“内卷化”倾向，有意识地将研究问题置于更大的学科脉络和社会历史脉络之中，如此才有格局阔大的研究。
二、方法论。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从理论到操作非常精细地展演了何为中观距离的实证主义研究。作者的选题很有讲究，从个案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入手，层层抽丝剥茧，透视考量作为个案的小系统与更大的中系统、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互为表里，层层印证。书中呈现的一系列研究，既有历史的纵向宏阔，又有全球化的横向观照，经纬结合，鞭辟入里。与此同时，在论证的实证化上严谨缜密，实为研究借鉴临摹的杰出范例。
三、文化根性。最后要提到一个学者最本质的本真之一——文化根性。有些研究很不错，但是读过并没有学者本身的任何语言风格标识，也无法窥见其文化根性。似乎换一个学者也是这套语言，这套学术风格。也许这是长期积累的学术生产标准化的流弊。有少数大家的文字可以兼顾学理严谨性与文字的风格化，你可以在获得学术思考启迪的同时，从中窥见作者的文化根性与性情旨趣。而这本书是我所见最能兼顾学术化与文化根性的佳作！其风格化不仅是语言上的，也是文化根性的。阅读这本书的感觉是行云流水，潇洒通达，在中西文化之间出入自如，却又丝毫不减其学术严谨性与规范化。真的是华人学术写作中非常高深的化境，才能有这般文字，这般研究。
我觉得目前对我的学术职业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汤普森（J. B. Thompson）的《媒介与现代性》（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正是从此书开始，我开始意识到在现代社会的生成和演进过程当中媒体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尤其是现代社会里各种形态权力运作中的媒体与传播因素。
Thompson此书帮我厘清了非常多的问题，宏大一点的问题如媒体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媒体的技术与社会维度，以及如何在特定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来审视媒体对于社会关系的重塑，并在结构化社会情境当中来理解媒体的社会影响。微观一点的问题如象征符号的经济价值和象征价值。通过使用此书的新理论概念，我们能看到以往所不能见的内容，比如新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更有其象征价值。有鉴于此，媒体机构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
Thompson此书行文风格比较晦涩艰深，但提供了非常多给人启发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就是Thompson对于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的分析。他将媒体机构的象征权力和经济权力、，对于象征权力的概念和实践做了非常多拓展人思路的细腻分析。
也正是顺着Thompson对于象征权力概念下的学术理路，我的阅读视野延伸到了尼克·柯曲（Nick Couldry）对“媒体权力（media power）”概念的分析。而这对于我而言，又是一个充满吸引力和趣味的全新世界。2008年我和尼克·柯曲（Nick Couldry）一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访学，因为这层联系，我后来读柯曲的新书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似乎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事实上我觉得柯曲此书对于媒体的社会理论，包括对我非常感兴趣的“媒体权力”概念的分析，正是对Thompson上述一书的极好丰富和更新。
END
编辑：sun、汤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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