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宾丨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 ——兼论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

唐帝国在传统的视域里一直被作为中华王朝的典范而呈现。

一

诚如我在以往论文中讨论的那样，唐朝的特征之区别于秦、汉、宋、明这类传统所谓汉人为主体建构的王朝，就在于它统辖的地域和人群都超出了中原、汉人这类被视为中华正统的界限。贞观四年（630）唐廷征服东及随后的西之臣属，标明唐朝帝国兼具中原的华夏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两个迥然有别的系统。这样的壮举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之后就有此意图而被汉武帝北上攻击匈奴所继承，但他们都不具备将长城南北汇聚到一个王朝之内的能力；北宋以后的汉人王朝更局促在长城地带或河西走廊的范围。虽然唐廷羁控草原东西腹地的时段不超出半个世纪，但它统合长城南北形成的农耕与游牧多种生计形态的复合型帝国的特征却由此形成。这是我们据以论述唐朝的特性所在。姚大力曾将中国王朝划分成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内亚边疆帝国”两种类型，虽没有具体翔实地论证其理据所在，但中原、草原构建的异质性地域与活动其上的农耕与游牧的群体这两种要素，无疑是据以判断王朝性质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这两个要素中，地域的差别决定了人群的差异。农耕人、游牧人之所以有差异，根本的是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从事具有自身特点的生计活动。从那些依凭土地耕作的汉人角度看草原的游牧人，他们“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养成的生活习俗，被视作是他们的“天性”而载于史册。这种天性、习俗在崇尚道德礼仪的汉人看来，不啻作为他们观念的对照物而被赋予了“野蛮”的属性，如此的书写至少充溢着二十四史所代表的官私史书，唐朝对游牧人的书写同样秉承了这个传统。如果剔除掉自我为中心的道德性评价的成分，唐人对草原人的书写反映的正是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构成欧亚大陆南北两种生计形态的具体组成，又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形态的特质。因为即使从欧亚大陆宏阔的角度立论，欧亚东部不论是农耕的南方还是草原的北部，都以各自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尤指农耕地区）构筑了幅员广阔的帝国和王朝而著称，这在中亚、南俄和东欧则实属罕见。

但对至少唐朝而言，导致它出兵征服东西乃至周边其他势力的动机，。用唐太宗征讨高昌麴文泰的诏令说，就是“朕嗣膺景命，君临区夏，弘大道于四方，推至诚于万类……莫不革面内款，屈膝请吏，袭冠带于魏阙，均贡赋于华壤”。征服的目的是“分珪组以授之；择肥饶之地，设州县以处之”，最终达致“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和亲”的内外有别而交相错落的强盛格局。这一格局就是以活跃在中原农耕地区汉人群体为王朝依托的核心与活动在周边外围地带的各族群体为附属的内外二重结构而呈现出来的。唐朝建国后稳固本土内地的同时向周边开拓，它从东北和西北两翼伸展其军力并辅之以行政建置的举措，最终的目标则是控制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虽然在时间上进军西域腹地征服高昌国和挺向东北用兵高丽要晚于征服东，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唐廷经营周边的整体战略。

贞观四年（630）征服东之后，唐廷就如何安置他们相继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伴随着激烈争议的结果，就是太宗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的意见，将降户安置在长城沿线的羁縻府州，采取保留其土俗的方式让他们生活在中原的北部边地，其上层则集中到长安享受富贵荣华。唐廷对东北地区的用兵则针对高丽，最终联合新罗安定其地。贞观十四年（640）用兵数千里之遥的西域腹地剪灭高昌国，从而将触角伸向中亚内陆，这对唐朝而言既完善了控制草原的战略意图，又将唐廷与西域的联系建构起来。其战略意旨不可谓不鲜明。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讲，唐朝在征服、剪灭与它争衡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势力稳固中原核心地区之后，便展开了向中原四周地区的进攻，这贯穿了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乃至高宗李治的时代。随着草原、东北、西域等地势力的降附和归顺，。唐廷随之构筑了巩固关中、中原为核心腹地的防御体系，这在初期军事上“内重外轻”的格局中最分明地体现出来。这个布局的实施，是唐朝攻势到一定程度开始布防稳定既有成果，然后再度展开攻势扩大战果，直至征服草原的纵深之地以达到极限，又通过羁縻州县等行政措施的采纳予以强化，并建立都护府等体制加以保障。其特点可谓进攻当中有防守，防守之后再进攻，如此循坏，构成了初期朝廷经营的战略。实际上，，、高丽等）或与它联络交往的势力（如铁勒诸部等）或叛服不定的势力（如吐谷浑、党项等）的时候，。究竟是唐廷将他们裹挟在一起置于王朝的控制之内，还是弃之而独存，这既取决于朝廷自身的意旨，也决定于双方（或多方）的角逐与较量，但无论如何，。这便是唐朝攻防战略背后的真实意图。如此看，唐廷向四周“异己”地区的开拓当中，它主要面对的是“异己”的群体和他们活动的地区，如上所言，这些群体之区别于汉人，乃决定于其生计方式与中原耕作的差别，但就唐廷四周的开拓而言，，无论是与它抗衡的桀骜不驯的游牧人，还是主动降服的半农半牧者。这个时候，土地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它自身，不如说依托于活跃其上的群体了。

二

这个事例说明，唐廷征服四周或所谓开边拓土的行为，它针对的对象是周围的那些民族群体，尤其是与其抗衡的草原人。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唐朝为什么突破农耕的限度而向周边拓展呢？这便回到了前文提出的，即唐朝之区别于秦汉宋明这些传统中原王朝的特性所在的问题了。我在另一篇论文里对此的解释主要归咎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王朝传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的思想促动使然，另一个则是唐朝统治集团北朝文化血脉（譬如“关陇集团”）的感召所致。这后一个要素尤值得我们注意。

北朝因素的影响，。。从制度层面讲，按照陈寅恪的解释，隋唐的制度渊源包括北魏·北齐、南朝的梁陈和西魏·北周三个系统而以前者为要，这是因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接受并采纳了汉·魏·西晋和东晋至南齐之间所发展变迁了的那套礼乐政刑的典章文物，转而又传承于北齐并汇聚成为一套齐备的制度性建设。除此之外，遭受永嘉之乱的西晋王朝秉承的制度和文化转往凉州之后，随着北魏的征服其地，所谓的河西文化又输入并经孝文、宣武两代采择纳入也深刻地影响了北魏。陈寅恪的解释意在打破此前有关西魏·北周一脉的认识途径，关注隋唐制度渊源的汉魏正统性以强化隋唐自身的合法地位。这样的解释又被海峡两岸史学界的众多阐释所继承，虽然亦有不少的修正和发展。

不过若以谷川道雄的说法为代表，。在他看来，，具体是通过北周吞并北齐、周隋革命，再到隋的南北统一这样的进程而实现的。促进这一进程的起点，就是北魏末期发生的内乱。形塑唐朝帝国的要素，他从民众与国家两个角度予以分析。在民众这一层面内，又以部落民地位的丧失与重新崛起、、博弈的活动而展现出来，。国家的使命“就在于调和军事与生产、胡族与汉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等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建立一个公共的世界”，唐朝就是融合塞外的与中原传统的汉系文化要素建构起来，因此它就具有了超越传统中原王朝的世界性帝国的特质。

。传世文献中常以朱熹的那句“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作为刻画唐朝有别于中华正朔的典型写照。从唐初皇室婚配的角度考察，其女性鲜卑拓跋身份的特征，常常成为史家断定胡汉融合的理据。正如陈寅恪所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他以唐人柳芳列举胡汉大族地望为通例，阐释唐初社会婚姻观念与地域及门族渊源之差异，试图揭示唐初宗室之婚姻与关陇集团隐匿的代北之特性，足以表明太宗内廷的胡汉杂糅展现出的北方文化与血脉之相貌。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是人们熟知的太宗长子李承乾的举动，文献说他“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又好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嫠面，奔马环临之”。这一段记载出自《新唐书》。值得指出的是，《旧唐书》对此类活动的记述则轻描淡写，；而太宗发动宣武门之变导致兄弟残杀，与游牧贵族争权夺利的宫廷内斗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唐初宫廷的这种特性，，那就是胡汉各系通过联姻、，进而演化出北朝特有的胡汉杂糅的王朝国家的运作方式，以至于被学者冠以“后游牧体系”的称谓。

与宫廷宗室胡汉文化血脉交杂相伴随的，。，多分布在中原北方；，其中的一个重要源溯当与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将鲜卑贵族遽升等次的诏令密切相关。其令中自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凡此定姓族者，皆列具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自此以后，，。大族势力之所以重要，，倘若缺少了他们的拥护，，还真是个未知数！按照毛汉光的解释，，、，。不论是传统士族还是虏姓贵族，在唐初暨以前的时代，，这与南方大族广具社会的影响力颇有差异。

三

正是在一体化意识的促动和北方思想意识、血脉关系的支配下，唐朝在稳定中原内地（势力）的同时和随后，又向中原周边和外围地带推进，尤其指向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原王朝心结的广漠的草原。这是我们据以论述唐朝建构兼跨长城南北农耕游牧两大迥然有别地域的国家的依凭。蒲立本在分析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关系时列举出三种类型，其一是双方依凭自身而形成的对峙状态，其二是中原王朝试图将对手消除或至少置于自己的从属地位，。他认为唐太宗的举措超越了上述范围，从而将中原与游牧双方共处于一个王朝之内相互分享而非对抗。

在这个举措中，作为中原农耕王朝的北部旨在防御游牧势力进攻的长城地带，其边缘特性就随着草原纵深之地被纳入到朝廷的统辖之内而失去了意义，进而构成了唐廷治理的行政州县的组合。关于这个措置，如上文所述，唐廷于征服东之后，将其降户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吴忠西）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沿线，其上层多集中于长安并任职于朝廷。

如上所述，长城南北若统辖在一个王朝之内，也就意味着长城地带边缘特性的丧失。唐朝具备了统辖南北的能力并加以实施，但却没有能力维持住长久。

将草原与中原纳入到一个王朝并进行长时段有效统辖的任务，后来的事实表明，最终落在了中原以外（若以中原为轴心则称谓“周边地带”）的那些势力的肩头之上了：先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元，继之由起家于东北的满族贵族建构的清王朝而抟成。

与此对照，从关外进入明朝腹地的满洲军队，经过维系北京为都城并成功剿灭各地反抗势力的努力之后，清朝的统辖重心随之从关外转入内地；复历康雍乾三朝内外持续的经营，内外蒙古、青藏高原与西域腹地乃至云贵高原等地的抟入，含括中原与周边二重地缘格局及活跃其上的众多民族构成的王朝框架，被有效地确立起来了。清朝统辖时限的长度及王朝统合凝聚的力度，较诸蒙元帝国与前文涉及的唐朝的50年南北一体化之格局，无论从族群、地域、思想意识还是文化建构考量，均超越前此而臻于鼎盛。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清朝的东西南北合而为一的局面在王朝制下的形成，无疑是中国古典时代功成名就的典范。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我们所关注的还是上文言及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含的自我与中华传统遗存的双（多）主体性的并存及其矛盾、张力的化解问题：当满洲贵族作为统治势力入主中原建构王朝的前后，他们自存的主体性与作为统辖包括中原在内的各地区固有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或处理，就成为他们自身与所在地区各民族共同面临的问题了。简括而言，，无疑是促成他们挺向中原和周边诸地建构王朝帝国的思想动力；与此对应，，无疑亦有各自的主体性认同的意识。满洲贵族主宰的清朝的建立、稳固的维系和统辖的延续，面对的核心要务，就是怎么处理和解决各自存在的主体性之间的张力。清史学界长久议论的皇帝口中“满语骑射”传统的保持与儒家文化的教化二者并存的矛盾之化解，一直是清朝统治集团的纠结所在。

论述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前期的唐朝，那南北兼跨50年成功尝试的遗产，。唐朝构筑的跨越长城南北多重性王朝帝国的意义就在于，它既继承了秦汉以来的汉人王朝的传统，又超越了这个畛域。整体而言，虽然它羼入了浓厚的北方异质性要素，但这并没有遮盖其中原的核心体脉。它所构建的跨越性局面持续的时间虽然有限，却为后来的王朝开发奠定了新的基础，这个“新传统”被蒙古、满族势力所承接，构建出的跨越型王朝最终将中国抟成为一个集权而一统化的帝国。联系到欧亚大陆东部北方游牧势力与南部农耕王朝自身的嬗替而呈现的两条并行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内亚边疆帝国”模式的参与，中国王朝才突破了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的窠臼而得以扩展，形塑了东方巨型的王朝体系。

[①] 本文中出现的“唐帝国”与“唐朝”的概念相同，只是出于表述的需要而有所区别，特此说明。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众多，西文中有代表性的可参阅S. A. M. Adshead, T’ang China: 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宋）曾公亮：《进唐书表》，《新唐书》卷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71页。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1—572页。

这样的叙述多到无法计数的程度，但其话语的核心即建立在中原王朝本位的视角之上。

这是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讨论的中心议题。

 Sanping Chen,“The Legacy of the Tuoba Xianbei: The Tang Dynasty,”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 pp. 1—38.

参见姚大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页。

西文世界对草原游牧帝国的研究其来有旧，经典性的成果可参阅A. M. Khazanov的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系统性的研究可参阅Denis Sinor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新近的研究可参阅Nikolai N. Kradin的“Nomadic Empires in Inner Asia”一文，Jan Bemmann, Michael Schmauder,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Vor-und Frühgeschi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p. 11-48.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30《蕃夷·讨伐·讨高昌王麴文泰诏》，洪丕谟等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643页。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28《蕃夷·绥抚·李思摩为可汗诏》，洪丕谟等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635页。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28《蕃夷·绥抚·抚镇边陲诏》，洪丕谟等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632页。

 参见拙文：《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民族史研究》第7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1—79页；《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175页。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0—198页。

唐朝征服东是在贞观四年（630），征服高昌国建立西州则是10年以后的事情；用兵高丽更迟至太宗当权的后期和高宗时代。

参见雷家骥：《从战略发展看唐朝节度使体制的创建》，此据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丛》第四辑，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253—318页。

参见吴玉贵：《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7—272页；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37页。

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3—173页。

《通典》卷197《边防十三》，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70页。

参见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6年，第11—52页。

参见拙文：《唐朝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页。

 参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154页；宋德熹：《陈寅恪中古史探研——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例》，台北板桥：稻乡出版社，1999年，第3-6、20-26页。有关河西一脉的研究，参见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4年，第133-146页。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从北魏衍化成为隋唐这一体系被日本学者称为“拓跋国家”并被此领域之外的学术研究所承袭。参见〔日〕衫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7、49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136《历代类三》，王星贤点校，北京：，1986年，第3245页。

 陈寅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7—263页。

《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李承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64—3565页。

《旧唐书》卷76《太宗诸子·李承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48页。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刘浦江：《》，《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Sanping Chen,“The Legacy of the Tuoba Xianbei: The Tang Dynasty,”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 pp. 1—38.

 Jennifer Holmgren, “The Harem in Northern Wei Politics, 398-498 A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6. Leiden: E. J. Brill, 1983. “Family, Marriage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ix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the Kao Family of Northern Ch’I, c. 520-55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6.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Marriage, Kinship and Power in Northern China, Great Britain: Variorum, 1995, pp. 71-96;1-50.

 Joseph Fletcher, “Bloody Tannistry: Authority and Succession in the Ottoman, Indian Muslim and Later Chinese Dynasties,” conference paper to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Italy： Bellagio, 1978, p.66.

《魏书》卷113《官氏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14—3015页。

参见毛汉光：《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基础》，此据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

参见毛汉光：《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此据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0—105、234—333页。

参见宋德熹：《试论唐代前期的代北外戚家族——以独孤氏、窦氏及长孙氏为例》，氏著：《唐史识小——社会与文化的探索》，台北板桥：稻乡出版社，2009年，第89—133页；拙文：《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唐贺拔亮墓志>诸问题》，《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5—480页。

参见陈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9—212页。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in John Curtis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 eds., Essays on T’ang Society: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Leiden: E. J. Brill, 1976, pp. 32-60.

参见拙文：《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

参见《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四月、五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5—6078页。

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9—172、323—327、347—348页。

参见耿世民：《古代文碑铭研究》，北京：，2005年，第92—176页；吴玉贵：《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5—499页。

 参见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此据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0—271页。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6页。

。参见〔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0—186页。

 参见拙文：《唐朝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如果从草原（帝国）的角度观察，长城地带也是它们的南部边缘。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8—311、323—327页。

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37页。

衫山正明将兼跨多地域、多族群形塑的前期唐朝冠以“帝国”的称号，“安史之乱”后的萎缩则将其由帝国兑变成为“王国”了。参见氏著：《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17页。

 参见〔日〕衫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21、162、164—166页。

 参见〔日〕衫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孙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6—74页。

参见姚大力：《怎样看待蒙古帝国与元代中国的关系》，：《重新讲述蒙元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0—29页。

我将之称为“双主体性”。

这也构成了美国“新清史”学者与华夷（尤指何炳棣等）及中国大陆、台湾学者学术纷争的中心议题。

 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23. Denis Sinor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3.

参见罗新：《内亚传统的连续性与中国历史的内亚性》，氏著：《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66—74页。

参见姚大力：《推荐序：一段与“唐宋变革”想并行的故事》，〔日〕衫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ⅶ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