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
杉山正明（日本）
历史 乌兰、乌日娜/译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八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读此书最大的感触，就是作者本人几乎要从书页里面跳出来指着中国古代写史书的那群人破口大骂了；而最大的收获，也是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做不可唯中华论，为我大大地拓展了历史思路，将狭隘了二十年的目光一下子放宽到了民族、世界的领域，而不是囚禁在国境线和思想线桎梏的范围里。
中国人喜欢唯中华论、尊中华论，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而且更不客气一点地讲，这个中华，其实就是汉族。我们总要站在这个种族立场上来批判和痛斥那些侵我国土、掠我国疆的“蛮夷”，由此才诞生了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和“”之流。自然，人是很难绝对没有立场的，无论是对待历史还是现实，都要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某一个角度才能妥善。不过人的视野格局却不应该小，纵使历史的真相埋在各种坟籍故典中扑朔迷离，甚至无可追寻，但是当我们身做一个后来者回首时，就不应该再固执地信奉书中所言，而要把视野跳出来、放大，尽可能地做到客观。这是一种态度。
就像这本书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往中华本位论上面靠，还是打安史之乱讲起，这次溯到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民族身份，原来他们都是汉人眼中的“胡人”——粟特系、系的混血，就连他们开始效忠后来反叛的唐王室，也有鲜卑系的血脉，而他们的视野也不仅仅放在中原的汉王朝上，而是从中亚跨到沿海，令人脑袋发晕、眼花缭乱的音译名字层出不穷。其实想想也是，历史的舞台从来就不是专门为炎黄子孙这支民族准备的，，、夹杂和影响了这一支称为“汉”的族脉。但我们文化里的骄傲自大却一直将他门排斥在外。唐皇接受万国朝贡，我们就赞颂他英明神武；宋帝向辽金朝贡，我们就痛斥他屈辱败国；角度问题罢了，不是不可，但是一味强调就太局限了。
说到底，这本书的立场难道就完全地客观和真实吗？诚然，看它的时候我很受思想冲击，有时候还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过分地批评汉文史籍的不可信似乎也有失偏颇（其实从顾颉刚先生开创的古史辨派的日渐没落已经证实了单纯地向古书史籍中考量历史是不怎么现实的事情）。由此我又想起一句话，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历史也好、小说也罢、还是别的什么——都应该怀一份自己的思考，即使不能如专家那般“挑刺”，也将大有裨益。
还是转回书本身来说。安史之乱失败了，但是埋下了唐的衰败（作者甚至提出玄宗之后的唐朝是否还能称作“大唐”的问题！）和少数民族势力的日益强大。最终在中原的北境，崛起；中原之内，沙陀势力抬头；中原西南，吐蕃蠢蠢欲动，一度占领了长安，后来又分裂出党项……王仙芝和黄巢打出了“大唐”的最后一口血，朱温断了“大唐”的最后一口气，从此，天下彻底乱了（我想了半天，这个词应该用什么，“中国”、“中原”都不合适，只好用了文学味道极浓的“天下”）。
即便我老老实实地把这本书讲的这段历史读完了，我也不敢讲自己掌握了几分，太乱了，一会儿你打我，一会儿我打你，一会儿这个和这个结盟，一会儿那个和那个结盟，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甚至等不及你唱完我就要上台去跟你抢抢风头；，一会儿这个犯了，一会儿那个叛了，义子杀了义父，亲弟又杀了亲哥，叔叔侄子勾心斗角没完没了，全都是为了一个皇图霸业。不过水过地皮湿的也能留点东西，虽然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思想的差异几乎可以说是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作者大大地称赞了蒙元统治者对于各民族信仰（从伊朗伊斯兰到江南士子）的尊重，这跟我们以往在历史书上学到的隐晦的对元朝统治的描写是不太一样的（太不一样的），即使是那个恶名昭著的人种分级制度，作者也强调了那只不过是后来用在科举当中的举措而已。反观我们现在，口口声声地说着民族和谐统一，其实总是有点病态的。有些地方太过了，有些地方太弱了。比如说，为了某种，对本书所描写的这一段历史的刻意掠过，太过了，何必呢？如果能够采用一种宏达的历史观，客观看待，有何不可？又比如说，我们对主要生活在国境边疆或者偏远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关注和了解究竟真正意义上有多少呢？太弱了，同样只要采用那种宏达的历史观，消灭“少数”这两字中可能带有的本身便具备的轻视心理，真正做到平等和和谐。因此产生的问题不是一星半点，就说书里提到的作者在内蒙考察时所见到的草原荒漠化等问题，国家采用“生态移民”的举措，把牧人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我觉得这种举措深追究就是一种对少数民族的不负责任，把他们迁移到哪里去呢？已经遭到破坏的草原又怎么处理呢？我们知道，国家不会让我们知道的。话说回来，一个日本人都站在那样的角度痛心地呼吁，中国人怎么就不能把眼睛移过去看一看呢？还一直盯着自己！
世界早就变了，我还想那么“偷懒”地看看单纯的汉人的宋史明史已经是不现实的，民族的交流融合并非正在“成为”趋势，而是已经是历史的本态。中国人要是还采用狭隘的中华本体论来看历史、看现实，那迟早会被自己视野的窄和身材的矮所谋杀的。
把目光尽情地放大吧！多一点宽怀，多一点可能性。
还有收获，作者提到生态环境学和历史学的新结合时那种雀跃激动的心情真是跃然纸上，跟着他的文字都能看到他对于取得长足的新进展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源自何处呢？我认为是他做学问的那种热爱。前几天看了一个陈丹青的采访，这位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不屑”地评价余秋雨是官府文人、而于丹是小学生辅导员，我一笑，以为然。中国现在缺的是知识分子。而我认为的能担当得起“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的人，起码要有两方面的标准：一是对自己所投身的学问有纯粹如孩童般的热爱和严肃如天命般的钻研，二是拥有对社会和人民的出自良心与道德的真实的责任感。单靠余于，中国文化完了。
2016年11月9日
冬天到了吗
每天都要读好书
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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