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如何看待“中国模式”问题 | 检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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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贾康(《中国的坎》作者)


世界的局,中国的坎:历史考验在即,陷阱必须跨越!

——作者题记


中国的发展正日益逼近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中国奇迹”和“中国崩溃”两个极端的看法可以屡屡同时出现于一个“朋友圈”。有无“中国模式”,两方对立的观点已争论若干年,热度不减。与中国必须“过坎儿”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相结合,在此,我愿重申过去曾表达过的看法:在核心概念的提炼上,如想一下子把中国的发展说到某个新的模式上,有明显的问题。作为“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我总感觉现阶段还难以成立和认同。

 

谈及某种新的“模式”,如“中国模式”,内在逻辑至少包括:


第一,它有别于既有模式(否则,把它归于某种已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了);


第二,它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说已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否则,至多还只处于丁学良教授所称的“史前”阶段);


第三,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它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否则,把历史上一次性出现、别的主体完全无法仿效或借鉴的东西,勉强称为一种模式,其实对于人类并无什么意义——当然,如果结论是作了比较研究后认为“要避免”的模式,也算是有了一种意义,但这决非现在社会各界讨论“中国模式”的视角和氛围)。

 

认识某种经济社会模式,,即Political Economy,其在本原上,。


首先,。,、、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十八大后已进一步推进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改造的模式。

 

其次,从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借鉴、开拓和深化改革的工作,目前还远远看不清楚我们最终能够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出什么样的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很多东西我们还在试,还在混合,混合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扭曲和紊乱。我们已经历的“黄金发展”还在延续,成长性仍然存在和十分令人鼓舞,但也正伴随着日趋明显的“矛盾积累隐患迭加”,要应对各种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


于是,,,能否形成一个可称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显然这个火候还远远未到。现实生活中尖锐的、愈益无法回避的头绪纷繁的矛盾与挑战,归结为最简要的一条,,,和越来越健康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互补结合,并不断提升有学者所强调的“现代性”?、畸形的“权力拜金市场经济(专制主义传统++全民拜金无信仰)”的结合,使造福公众的生产力解放与社会进步难以持续?正如吴敬琏老师所说,我们将建立的市场经济,将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

 

面对这个关系民族复兴命运的哈姆雷特式“生存或死亡”层面的问题,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研讨、议论一段时间,但实际的客观制约是做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性选择之前的时间与空间,已越来越收紧了。在此关键阶段上,是谈论“中国模式”合适,还是在“中国案例”“中国探索”思维指向与现实矛盾问题导向下,有针对性地注重探讨“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抉择”更合适?



 

我们必须做出的抉择,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列举如下三种:

 

第一,。,这一思路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过重:既然无法形成可操作方案,如何能推进到“展开”与“落实”?

 

第二,只说不做,或只治标而不治本。这会实际选择一条积累矛盾、最后积重难返、落入杨小凯先生生前所说的制度性“后发劣势”境地的危险道路。如余永定教授所说:,但拖延不是出路。”(应当承认,近些年不少时候是在做表面文章。大家都说要改革,要继续开放,但往往表述一致,实质内容不一致。实质性的事情是这种重大的抉择我们能不能触及到和把握住。在现在这种众说纷纭、很多话都是拐着弯儿说的情况下,我们能提出什么?我们能在抉择方面推动什么?)

 

第三,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在“建设公共财政”导向下,从各方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的角度切入,这样社会震动和代价可能比较小,属改良式介入,但公共资源配置上,,对预算、税收等实行越来越规范、透明的理财民主化、法治化,进而以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这一条道路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看来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费较小社会代价实现较平稳转轨过渡而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如此,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横在中国面前的大坎儿的当下,与其过早议评“中国模式”,不如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强调“攻坚克难”——一句话: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正确的“中国抉择”上来!


本文摘自《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跋,文中图片皆为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编辑:张宁。


作者简介



贾康,、,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特聘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



图书简介



本书在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如何较早实现崛起与跨越的案例,从历史角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考察这些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以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为例,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