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与灵魂的救赎——评茂戈的长篇小说《陷进精神病院的诗人》

身份的焦虑与灵魂的救赎

评茂戈的长篇小说《陷进精神病院的诗人》

谢 辉

  茂戈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已有不少诗作在颇具影响力的诗刊发表，并引起较好的反响。他以部队诗人特有的敏感和热情，持续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从茂戈的博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在新世纪里的尴尬境遇怀着深深的忧虑。他并不赞同“文学已走向死胡同”、“诗歌已死”之类的论调，相反，他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未来，一直持着乐观主义态度。但是，对于当下文学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和现象，比如，文学界的浮躁，诗歌现状的低迷，诗人的生存窘境等，他同样深感困惑和焦虑。

茂戈将他的这些困惑和焦虑，自觉地移置到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创作中。他的长篇新作《陷入精神病院的诗人》(《芳草》2011年第5期)正是他内心这一苦闷的象征。在这部长篇中，作者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却敏感多疑的诗人，虽然一直处于怀疑老婆出轨的心理压抑中，却信心百倍的希望在诗歌领域有所作为。然而，在亲眼目睹金华——他的挚友兼诗刊主编——在办公室上吊的场面后，精神瞬间坍塌，于是产生幻觉，回家对着妻子和她的异性朋友提刀相向，后来被送入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的最后两个月里，处于半疯癫状态的诗人多次试图逃走，都以失败告终。新来的护士艳儿，善良，美丽，唤醒了他那诗歌创作的激情，也唤醒了他那混乱了的神经，让他渐渐恢复了正常，但他却因感到无法重回常人世界而再度陷入焦虑之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以诗人“我”的自我意识推动小说的进展，将精神病院和日常世界两个场景交叠呈现，以后现代主义文本形式表达了当代文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当代人的身份焦虑和精神突围。整部小说充满了极强的隐喻意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人们已经无处可逃，只有艺术和审美才能救赎人类沉沦的灵魂。而文学应该回归到审美，寻找人在物化社会中失去的内在本质。

这部长篇从题目开始，就直接表达了有关诗人焦虑的主题。作为社会精英的“诗人”与被极度边缘化的“精神病院”，两个特殊的意象，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和审美落差：社会精英怎么会进了精神病院？与此相对应，在小说的叙事中，精神病医院与常人世界两个场景的交替出现，又赋予常人世界以隐喻的意义——物欲泛滥的常人世界，已如精神病院般，无视道德和情感的规约性而显示出人性的疯癫。而诗人身在其中，自然也迷失了方向和自我。

在小说开头，当诗人“我”发现自己身处精神病院时，就开始了自我身份的质疑和寻求身份认同的诉求。诗人坚定地认为自己不是精神病，；而医生和护士坚决把 “我”当成精神病，给“我”吃药打镇静剂；同时，小说中又反复出现“我是精神病？我是精神病！”的自我设问式应答。这三种力量的角逐，渐渐将“我”的身份弄得扑溯迷离，让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期待。事实上，小说在结尾之前一直将“我”的身份设置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状态，“我”到底是聪明睿智的诗人，还是头脑糊涂不辨方向的精神病患者？ 作者以小说主人翁、诗人“我”的心理意识，推动小说一步步解开作者的身份之谜。“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与“我”貌似诚恳而充满激情的心理叙述形成冲击，从而解构了“我”在疯癫状态时自以为是的一些看法和判断。这样，小说结尾对诗人身份的最后确认，既具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突变效果，也具有足够的文本铺垫和说服力。

诗人强烈的身份焦虑，主要体现在进入精神病院后的四次出逃。诗人分别从精神病院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逃跑，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只要一跑，诗人就分不清方向，每次总是跑向同一个地方。这正是迷失了方向的当代诗人的生动写照，也是灵魂无处安身的当代人的写照。文学，特别是诗歌领域的诸多乱象，使得诗界里那些真正的精英分子，要么洁身自好逃离诗界，要么就自视清高，把诗歌当成自我精神慰抚的把玩工具，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真正的诗歌因为越来越远离大众读者，逐渐丧失了其生存之境。有学者沉痛地断言，中国当代诗歌正在走向沉沦。¹诗歌的行将沉沦将诗人抛出了社会层级的中心地带，诗人成为当代社会边缘的悬浮物，找不到自己的根基和方向。

在茂戈看来，诗人的边缘化既有受到物化社会挤压的原因，也有主体自身属性的局限性。在这部长篇中，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是以婚外恋为切入点的。文明社会的发展赋予个体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曾经被禁锢的个体，特别是女性，获得了革命式的身心解放，可以有机会出现在男女公共空间，从而使夫妻关系之外的男女相遇成为日常生活，“自由社会的基础是在公共和家庭之家来回迁徙的外遇愿望。”²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婚外恋现象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反映现代人特有的某种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在小说中，从城市到农村到精神病院，婚外恋无所不在，诗人农村的母亲，C城的程海，精神病院的杨医生。这些人的婚外恋都与爱情无关，都是身体欲望和金钱驱使下的产物。这种婚外恋的盛行，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制约，其根源在于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真善美。它反映了欲望社会下人与人之间诚信的严重缺失。在一个连自己最亲密的人都不能相信的社会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相守和托付？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精神的失乐园，不相信爱情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出如爱情般美好的诗歌。诗歌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如同扭曲的爱情，变成被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诗人仍想坚守纯粹的诗歌理想，注定只能走向幻灭。

    颇让人惊异的是，这部长篇中的婚外恋，多数是由于女人的不忠和贪婪造成的。事实上，女性在小说里成了一个矛盾的修辞符号。一方面，她们被视为真善美的化身，能启迪男性的内心世界，激发他们的创作才情，被男性盛情赞美和不懈追逐。另一方面，女人又成了男人们诅咒的对象，疯狂的刘海涛向着女人凶狠挥去的那把砖头，是男性话语权的象征。作者将女性置于被动的位置，将她们仅仅视为愉悦男性的对象，还将婚姻和感情关系的失败归罪于女性。我们无法从作者的儿童经历和情感经历角度，对作者进行弗洛伊德似的心理分析。也许，这种极端的男权思想是对当下社会女权泛滥的反拨，也反映了女人在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给男人带来的压迫感。“女人是祸水！”“杀尽全天下的女人！”——发疯的企业家刘海涛的咆哮，反映了当代社会男人内心的张惶，恐惧和虚弱，以及男女关系的扭曲和严重失衡。另外，这也反映了异化社会与审美之间的对立。小说中，诗歌是真善美的象征，而女人则是诗歌的象征。作为诗歌象征的女人杨秀铃和程海，都曾经被两位大诗人热烈赞颂，到头来却变成了家庭悲剧的根源。这说明社会的异化排斥了审美，向真向善向美的人，在现实语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真善美成了人们丧失自由的罪魁祸首。诗人的萎顿其实正是异化的现代人面对真善美无所适从的典型象征。

诗人的悲剧命运，同时也根源于诗人自身性格和知识的局限性。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艺术家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人格构成，这是促成他们创造出真正艺术作品的根本保证。“没有一个诗人在情绪上是成熟的，或者说接近于‘成年人的品格’。没有渴望便没有诗。必须有冲突，否则就是安静的孵卵。”³《陷入精神病院的诗人》中的诗人，一直有着二重人格的特征，敏感多疑，自大自恋，同时又自卑软弱，脆弱不堪。敏感而脆弱，可以说是促使诗人走向沉沦的主要性格因素。诗人一直怀疑老婆杨秀玲和富二代杨林森有不正当关系，但是，羞于启齿的身体疾病与差强人意的经济收入，诗人为之深感自卑，因此，从未敢对妻子说出心事来。懦弱多疑与内心压抑成了他走向内心分裂的起点。而在事业上，诗人自以为是，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狂热激情。面对诗歌界的丑陋不堪，他怀着审美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寄希望于和金华这样的个别诗界精英的合作，来扭转诗歌的时代发展趋势。这注定了他的失败。作为诗人，他们的审美思维及其灌注到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习惯，决定了诗人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欠缺。审美是一种理想模式，“真善美的世界，事实上只有（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因为它处于生活的实际条件之外，因为它脱离了人的实践的存在形式，多数人实际上不是像奴隶那样劳作，就是靠买卖为生，只有少部分人有机会在必须的生活维系和生存之外，再干点什么。”⁴因此，个体的审美经验只会让人更加孤独和无力，纯粹的诗人注定“不能实现改变社会,而只能通过影响社会实践活动乃至认识活动的质量的方式来间接的影响社会”，因此，对每一个审美者而言,“进入审美超越之路就意味着横遭弃绝而又顽强的进入救赎之路”。⁵

诗人被抛入了精神病院，但那里并不是他的理想避难所，精神病院并不能真正地拯救他的灵魂。在《陷入精神病院的诗人》中，钟摆疯子的来回走动，暗示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线性时间在此依然存在，精神病院就是另一个常人世界。这里也有爱情，李子善和蒋小玉之间的爱情，与常人世界的爱情一样，美好如诗。但是，这里更多的是强权和压制，还有不耻的欲望和暴力。精神病院的杨超医生，无疑隐喻了异化社会的特权和霸权。杨医生手中的麻醉针，还有那句“我叫你精神！”，。他利用作为医生的特权对影响自己利益的病人滥施麻醉剂；他多次利用职务特权试图霸占小艳，在被小艳严词拒绝后起了歹心，又想利用憎恨女人的精神病人刘海涛杀死小艳。人性的弱点在这里赤裸裸的暴露出来。所不同的是，精神病院的罪恶，在代表正义的诗人和杨志刚的努力下，战胜了特权下的邪恶。而在常人世界，挑战特权就意味着出局，下场如杨志刚。作者似乎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特权和霸权的残酷与疯狂，胜过精神病院。如果主体无视霸权的威力，固守自我，盲目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只会导致悲惨的结局，比如，诗人和金华的个人悲剧就是一例。在这个如疯人院般的社会里，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人在特权和霸权体制下最终变得噤哑失声，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让社会的异化状态滑向纵深。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茂戈是以双重文本的形式，展现了常人世界和精神病院的特权与霸权话语。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通过两个文本的不停置换呈现在读者面前，塑造出一种变幻迷离的阅读效果。不过，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疯人院杨医生的猖狂放肆刻画得细致入微，而常人世界的不平事件，却显得小心翼翼，有概念化，模式化之嫌。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作者对现存文化体制的妥协。“疯人院”这一特殊场所犹如一个行为面具，赋予创作主体更多的话语自由，作者可以大胆地面对人性的弱点进行无所顾忌地揭露和拆解。而对现存世界的过多控诉则有可能影响作者自身的现实生存境遇，对于多数作家而言，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诗人渴望恢复身份，找回自由。他想到两条救赎之路：逃亡自救和等待金华来告知真相。前者没有行通，已经迷失方向的诗人不可能突围成功。于是诗人安下心来等待金华的救赎，等来的却是金华早已身亡的消息。等待金华就如同等待戈多，是一场无望的等候。金华是诗人“我”跨入诗坛的引路人，是真正关心诗歌发展并有可能引领当代诗坛变革的诗界精英。金华的死亡，意味着让诗歌重回过去的理想彻底幻灭，也意味着纯文学时代的结束。没有了领路人，诗人追寻梦想的路更加艰难。这里也有现实的指涉意义：当代诗坛的低迷与诗人各自为阵，搞小圈子，彼此间缺乏友善的有建设性的沟通有关。诗坛的振兴呼唤像金华那样的有胆有才有识的领军人物。

事实上，真正拯救了诗人的是护士小艳。她的美丽唤醒了诗人内心对美的本能渴望，诗人把对妻子中断的爱移情到了小艳身上，以至于诗情大发，开始回到久违的诗歌。小艳，如同大学时候的杨秀玲，是诗人眼中的真善美的象征。诗人在这种外在象征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内在需要：我是诗人，我需要诗歌。诗人虽然因为追求美和诗歌而被世界驱逐，但是，诗人就是诗人，他不能离开诗歌不能离开美，只有诗歌和美好的事物才能救赎他。小艳的出现，使得诗人最终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

诗人获救了。在他精神错乱的那些日子，妻子一直陪着他，他竟然不知道。他终于明白过去对妻子的怀疑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诗人一直耿耿于怀的杨林森，竟是一直和他在网上有思想交流，并在他犯病之后给予真诚帮助的人。小艳和杨林森代表人类纯洁的情感，包括友情和爱情，纯真的情感并没有在世界上完全消失。诗人被真情唤醒，他发现虽然金华走了，但是友情还在，爱情还在，大爱还在，真善美仍然围绕在他身边。诗人对世界的不信任模糊了真实与幻象，误导了他先前的判断，他以为有的，却没有了；他以为没有的却仍在原处。重创之后，他终于有了清醒的认识：纯文学时代已经终结，可是构成纯文学的真善美的因子都还在，所以，希望还在。这也为当代人的精神救赎指了一条路：世界虽然变得荒诞，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世界还是美的，人们不能放弃对美的追求。因为“审美,向善,求真是人类生命活动中最为基本的三种价值追求,是人类生命互动中最为积极的成果”。⁶审美应该像爱情一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审美中认清自己，在审美中超越物质的诱惑和束缚，达到更高意义的存在自由。

诗人获救了，摆脱了权力话语的束缚，个体生命获得了自由。可是，当过去的审美追求方式遭到解构，面对仍然荒诞的世界，诗人该如何去坚守艺术和审美？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文学？因为追求真善美而被世界抛弃的人，如何以审美的姿态重返世界？一切是否又会重来？诗人陷入深深的忧虑：我还能出去吗？这也是作者的困惑。异化社会与审美的对立，似乎预示着审美救赎注定只是一种理想。

与小说中“疯人院和诗人”之主题相对应的，是茂戈在叙事上所采用的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表意策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意图以及多元化，复杂化和矛盾性的特性，正是转型中的中国现状的写照。事实上，这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晚生代”作家常用的叙事策略，通过那种亦此亦彼的双重解码模式，表达自我或指涉现实。在《陷进精神病院的诗人》中，叙事情节的发展没有遵循明显的时间秩序，只是按照诗人“我” 的记忆将一个一个的生活片段连接起来。这种策略，不仅暗示了某些生活碎片有可能从记忆中滑落，为结尾的突变打下伏笔，也暗示了小说人物生活的无序状态。同时，作者将生活中的某些真实事件和网络语言直接挪进小说，在戏仿中将真实与虚幻交织杂糅，制造出一种诙谐和嘲讽的效果。另外，作者还以拼贴的形式，将不同的文本形式如诗歌、评论等嵌入小说，使得传统的单一文本变成一个多元的众声喧哗的复调文本，与荒诞的疯人院和疯狂的现实世界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特别是大量诗歌（整篇小说里有三十多首诗歌）恰到好处的嵌入，不仅丰富了小说内容，增强了阅读趣味，使小说在戏谑中多了一份诗意，增强了文本阅读的韵味。而随着诗人“我”被唤醒之后，作者的叙事语调也随之发生改变，由诙谐变得凝重，反映了诗人苏醒后重新面对现实时的沉重感。这种叙事语调与内容的内在契合，显示出作者对小说很好的整体把握能力。整部小说犹如一个小小的迷宫，饶有趣味地引领读者在现实与幻境里穿梭，寻找出口。

就《陷进精神病院的诗人》而言，游戏与庄重相结合的语言风格，也体现了作者反本质主义叙事下的本质主义书写的创作思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影响较深，同时也可能与他的部队生活环境有关，作者比较看重小说的社会价值，但有时也会因此而削弱叙事的审美价值。比如，小说结尾人物命运的突转，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整体看来，虽然前文有足够的铺垫，但这样的安排仍显牵强。不过，从目前文学创作呈现出价值取向模糊的倾向看，这种本质主义的书写方式，仍然有着积极的反拨作用，就像小说中人物所言：“现在的诗坛，……是时候需要我们站出来为诗歌做点什么了”，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了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使得“疯人院”这个并不新鲜的主题，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也使小说显示出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来。

注释：

[1] 杨守森：《走向沉沦的中国当代诗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评说》，《东岳论丛》2007年第10期。

[2]劳伦·波兰特：《论外遇》，转引自《现象学与审美现象》，单正平著，第12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3][美] 罗伯茨·N·威尔逊：《艺术家的人格》，转引自《艺术的心理世界》，阿恩海姆、霍兰等著，周宪译，第244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第 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6] 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第185、168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