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耍猴人：我们都是城市流浪者

|最后的耍猴人：我们都是城市流浪者 |

「在主旋律的、直线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逻辑下，耍猴人成为了文明社会的“脱序人”。最终消失于这个种时代。在但社会运行所需要的“序”，到底以何为重、为先？我想得通，但做不到。在弱者中，我是更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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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我来到北京的火车T147，是一趟有趣的列车。它勾连南昌与北京，却“多心”的绕了一段弯路，先后经过——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北京。我对南方北方最原始的差异想象，便由此提供。我打量着我的同路人们，确信从列车停靠郑州开始，上来的乘客脸上的轮廓开始明显变深，带着有别于南方人的高鼻梁和高个子。这是我原本陌生又羡慕的，中原人的好样貌。

那个时候，只从历史书里知道河南满是传奇的我，并不知道它会在当代被书写出一本又一本的可以触摸中国现实秘密的纪实。

比如《中国在梁庄》、比如《出梁庄记》、比如这一本《最后的耍猴人》。

《最后的耍猴人》是摄影记者马宏杰用12年时间，跟拍中国最后一代民间耍猴艺人在全国及边境地区行走江湖的故事。这些耍猴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南新野。

新野养猴、耍猴古已有之。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耍猴这个街头戏耍项目只属于上个世纪的零星记忆。想起来，那场景就是一条皮鞭被耍猴人在空中甩出的一声响，猴子发出凄厉叫喊——围观的男人开始露出兴奋的脸色，女人和孩子露出怜悯的表情。

对于耍猴人，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太少了。前因后果，他们为什么牵着猴子离开土地和故乡，冒着被高压电线电亡的危险，扒上没有遮盖的货车厢，北上延边南下广西，甚至渡海出洋。图片之外，巨大的生活隔膜，靠文字来补充：原来耍猴人挥出去的鞭子其实不会太落力到猴子身上，这是他们和戏猴的一种默契；外出卖艺，耍猴人和猴子吃同样的饭菜；耍猴后的每一餐，主人必会把第一碗食奉给猴子，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耍猴人使用行话交流，挑担和木箱里有机关暗格用以藏钱……

听起来传奇且远古。那是远去的民间江湖才有的规矩和细节。那个江湖真是！东京的桑家瓦子里，“说话”人在说《三国志》；郓城县的勾栏内，白秀英在演唱诸般宫调；渭州街头，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式卖膏药……耍猴人和他们的祖辈们，就和这些上中下九流各路人士，在江湖里谋过生存，闯过天下。

但这个江湖，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社会改造后，开始走远。城市人生活在单元中，农村人编制在生产队里。到今天，这个江湖越来越偏斜、越来越非法，越来越被“现代文明”视为落后的病灶。

耍猴人不怕扒火车，哪怕被车头轧成两段——面对意外的伤亡，他们有固守的道义来承担悲剧。他们能应对各色鄙夷的目光——自立规矩：扒火车绝不拿车厢里的东西，靠耍猴赚钱，不乞讨，不给任何人下跪。他们走江湖，也从不恋栈。市路官道，山野荒野随时都可风餐露宿。“影响市容”是他们最不能辩驳的罪名之一。

所以对他们而言，，避开保安和的驱赶和拘留是最关键的要害。这些不少道义约束，只被法律管辖。

耍猴人的老乡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说：“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在主旋律的、直线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逻辑下，耍猴人成为了文明社会的“脱序人”。最终消失于这个时代。

在但社会运行所需要的“序”，到底以何为重、为先？我想得通，但做不到。在弱者中，我是更弱者。

书的开篇，马宏杰用文字讲述：“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到6月麦收后和10月秋收后，大批耍猴人忙完地里的农活，就开始外出耍猴，卖艺赚钱。冬天，他们牵着猴子去温暖的南方；夏天，他们带着猴子赶完凉爽的北方。”

我在这段话里觉出诗意。尽管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新野的耍猴人是城镇流浪者的身份，但其实终其一年和一生，他们永远归属于农民这个身份。他们的劳动节奏、财富增长方式，都依照农民最根本的依靠——土地来安排和调整。他们的生命动态，始终皈依自然。

这是他们的大时间，抛弃了现代化的刻度和指针。播种与生育，土地与家乡，人和动物，自然与天道，动和静……自然变换，季节轮转，生命循环。

用这种言辞和逻辑上的诗化描述，来形容耍猴人们至苦生活的时候，我心里总会惶恐，生怕这种姿态显得轻薄而矫情，也知道真实生活里的粗粝，不该被诗意软化和稀释。但我还是觉得，这种理解，对在世俗中长久被污名和慢待的他们，是我能给出的最好的尊重。

事实上，河南新野的耍猴人们，自带着最传奇的诗意。

在当地县档案馆保存的《新野县志》里，不止一份记载到：有一位贡生，在明嘉靖三十五至三十六（1556至1557年）出任新野县知县。这个人，名为吴承恩。

我们熟知的“弼马温”，正是新野方言。

转发吧，我们都是流浪在城里的手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