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巴金深情怀念的女作家—

罗淑（1903-1938）

她是一位成都女子，她是一颗文坛新星，她的生命如昙花一现，她逝世在35岁的如花年龄。她死后，巴金这样说：

“别了，我永不能忘记的友人，我不再用言辞来哀悼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样做。我还记着你的话，你不愿意在这样的年纪早早地死去，，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躺下了。你留下这么深的敬爱在我们中间，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了。我们失去了你这样一个连锁，可是我们已经坚实地团结起来，你的手放下的火炬，也将由我们接过来高高地举起。我们会把它举得更高，使你和我们的理想早日实现，我知道那会是你最快活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理想里。”

她叫罗世弥，笔名罗淑。一个相貌并不十分美丽却如风一般的女子。

她出生在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父亲是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却有着开明的思想，喜欢议论时事，教她读书，反对陈规陋习。她还有一个爱学习的哥哥，名叫世安，后来赴日、赴法留学。后来，父亲在老家买了一处熬盐的灶房，雇了工人，办起了熬盐的作坊。世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天天看着熬盐工人在艰苦劳作，目睹着成都乡村破败的景象。这一切，都涤荡着她那颗敏锐的心灵。

1921年，世弥穿起男装，学祝英台，入私塾读书。他是私塾老师唯一的女弟子，但她却不满意四书五经，要去新学堂读书，进了女子学堂。后来，世弥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旧制中学。但她还是不安分，读起了学校禁止的《新青年》《小说月报》。五卅爱国运动爆发后，她被同学选为代表，。世弥满腔的爱国革命之情，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罗淑与马宗融

她的生命虽然短暂，却遇到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与哥哥一同赴法国留学的马宗融，偶然间看到了世弥写来的信，便对这个充满才情的女子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便代替世安给世弥写信。鸿雁传书，一来二往，两人感情加深。1927年，马宗融回到上海，写信给世弥，向她求婚。但世弥回答说，她首先完成学业。两年后，世弥毕业了，才终于答应了马宗融的求婚。那年的秋天，梧桐叶落，马宗融接世弥来到上海，在宝山路的宝光里，世弥第一次见到了宗融的朋友——作家巴金。不久，二人便赴法国里昂结婚，开始了新生活，还有了女儿小弥，生活其乐融融。

然而，他们是热血的爱国青年，“九一八”事变后，二人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战火纷飞的祖国。那年冬天，他们来到了上海，世弥在南翔立达学院农村教育科教育，还兼小学部主任，马宗融则在复旦大学等任职。她和学生一起种菜，做饭，切磋学问。就是从这时起，她开始翻译，病萌生了创作的欲望。

1936年，她搬进了上海市区，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有了一帮文艺界的朋友们。这些名字，如今听起来都是很响亮的，巴金、矛盾、鲁迅、勒以、黎烈文……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探讨时局，。在巴金的眼中，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也看不出一点锋芒。她的文笔并不华丽，然而却有着一种真实朴素的美。她不喜欢表现自己，她写的文章也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她把她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许多人说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却少有人知道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世弥家的客厅，成为作家们倾诉情感的地方，成为革命青年秘密藏身和保存文件的地方。甚至，巴金有一次受朋友的嘱托，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眼皮底下从虹口带出来一把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文件，藏在她的家里，而且一放就是一年。

苦难的日子，她想起了四川家乡，想起了熬盐工人。有一次，她对翻译家黎烈文说，想写一部家乡生活的长篇小说，黎烈文建议她先写片段。后来，世弥背着人开始创作。她的第一篇译作是普希金的《棺材商人》，发表在《译文》终刊号上。

1936年，巴金把1928年他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一家书摊上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法译本给她看，她看后跟巴金说，愿意翻译。一个月后，她把译稿交给了巴金，由文化出版社出版。6月15日，世弥夫妇俩和巴金、矛盾等人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早就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

罗淑的短片小说处女作《生人妻》

这年9月，世弥在巴金、勒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片小说处女作《生人妻》，在文坛上激起了一阵涟漪，得到了巴金的赞赏，巴金还为她取了一个笔名：罗淑。后来，她接连发表了《桔子》《刘嫂》等。后来，她因丈夫宗融去广西大学任教而随同前往。

，世弥怀孕了，宗融带着妻女回到上海待产，住在姚主教路（今天平路）树德坊，而宗融则返回广西。“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世弥不顾怀孕的疲惫，回到四川，写成《八一三的早晨》《流民三千万》《谁在和谁打》《在车厢里》等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记录了上海人民在日寇侵略下的苦难和抗争。1938年2月9日，世弥生子，取名绍弥。然而，仅仅半个月后，她却因病突然离世。

她的离世太突然了，正如她的人生太短暂了。作家巴金、沙汀、周文、陈翔鹤等人都不相信，他们共同战斗过的朋友就这样去世了。巴金说甚至痛苦地说：“我想不到我会来写这样的文章，记忆逼迫着我写。记忆使我痛苦。甚至在这个人的命运被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的时代中，我还受着个人情感的熬煎。我不说我们民族的损失，固然世弥是中国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我不说我们文坛的损失，固然世弥的作品显示了她的未来的光荣的成就……这一个友人的死给我留下的空虚，到现在还不曾被填补。”

巴金的痛苦，正如那一代年轻人的痛苦，祖国的受难，人民的痛苦，心灵的煎熬……然而，这一切终将过去。如今，树德坊的老房子还在，却很少人还会记得这位如昙花一现的女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