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华阳古蜀史： 瞿上、广都与樊乡

　　在古代广都的境内，有两座著名的古城，其中一座史称瞿上，另一座史称樊乡。广都、瞿上与樊乡，都在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瞿上城是西周春秋之际蜀王杜宇的别都

　　三千年前，蜀人参加周武王伐纣之战取得完胜，西周王朝得以建立。西周建立之初，分封蜀王杜宇为诸侯，杜宇王朝由此建立。杜宇王朝建立后，仿照西周的两都制，也建立了两座都城，首先是定都于成都，同时将郫邑设为别都。到西周晚期，根据扬雄《蜀王本纪》，成都一度衰落，此时杜宇“治岷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1]。《华阳国志·蜀志》则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将瞿上设为别都，瞿上城由此而闻名于世。杜宇王朝以瞿上城为别都，可见瞿上城在古蜀王国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

　　瞿上所在，据南宋罗苹注《路史前纪》卷四说：“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瞿上）按其方位，在今双流县南黄甲公社境牧马山上。新津文化馆藏县人李澄波老先生实地考查后的手稿记载：‘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合。”[2]根据《艺文类聚》所引，《蜀王本纪》原来记载有“杜宇城”，这座杜宇城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杜宇的别都瞿上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广都“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应该就是指这座瞿上城。所谓方圆三百里，其实是一个夸张之数，犹如“白发三千丈”之类。2009年在双流县胜利镇、黄水镇以及新津县花园镇发现了三处十二桥文化时期（商周时期）的遗址，三处遗址的规模都比较大，其中黄水镇遗址分布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有迹象显示出有超大型遗址发现的可能。同时这三处遗址还显示出一定的等级划分现象，与文献的记载相当吻合。

　　瞿上是什么意思呢？从字形和字义上分析，瞿字从双目从隹，隹为短尾巴鸟，双目则突出鸟的眼睛[3]。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及其他诸书记载，春秋时期，蜀王杜宇因治水不力被开明战败驱走后，化作子鹃（或作子规、子嶲等），“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4]，“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5]。左思《蜀都赋》亦云：“鸟生杜宇之魄。”诸书均以杜宇死后化鹃，这正符合瞿上之瞿的本义。这样看来，瞿上城其实就是杜宇城，也就是古蜀杜宇王朝的别都。

二、广都是古蜀杜宇王朝稻作农业的中心区

　　瞿上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古蜀王国杜宇王朝的别都，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座古城植根于它所在的广都，而广都在商周时期就已发展成为成都平原最重要的稻作农业中心区。

　　迄今为止的古蜀考古中，尚未发现直接从对本地野生植物的栽培转化而来的早期农作物的实物遗存。至于稻作农业的开端，也因迄无可靠资料，不能予以确定。从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和发展看，古蜀的栽培水稻不大可能是本地的原产，很有可能是从四川盆地以外引进的一个农作物种类。虽然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三峡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水稻，但大溪文化的发展方向是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与四川本土的古蜀文化没有关系；何况从大溪文化的栽培水稻看，也应是从其他地区引进的。

　　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在杭州湾，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形成三次大的传播浪潮，成波浪形逐级向长江三角洲、两湖盆地（包括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江淮地区广泛的范围推进发展。[6]游汝杰先生认为，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和中南半岛处于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内，这也就是栽培稻的起源地。[7]李昆声先生根据地理气候环境、植物种类等因素，并根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功酶研究的结果，认为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于现代普通野生稻，即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因此云南极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8]外国学者亦有不少类似看法。[9]由于近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种，因此对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成都平原至今尚未发现野生稻标本，缺乏稻作农业起源的条件，因此古蜀的稻作农业是从外引进而发展起来的。揆诸史籍，似乎有蛛丝马迹可寻。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道：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按：此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虽然蜀地农业决不是始于杜宇时代（早不过殷末周初），而应在新石器晚期就已有相当发展。但是，杜宇来源于朱提（今云南昭通）。如果认为杜宇入蜀，从云南把栽培水稻及其种植技术传播引入，却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扬雄《蜀王本纪》、许慎《说文解字》、左思《蜀都赋》及常璩《华阳国志》等书，都说杜宇死后化为杜鹃，而杜鹃与蜀地稻作农业又有紧密关系。这虽是传说，不过其中应有其历史因素，其间关系看来绝非偶然。

　　科学工作者曾在距今4500～4300年前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发现有水稻硅酸体的存在，认为那时成都平原已出现稻作农业[10]。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它并不能说明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

　　无论怎样，至少在殷周之际，古蜀的腹心之地成都平原广都地区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并盛产菽、黍、稷等农作物。《山海经·海内经》说道：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按：此十六字原脱入郭注，今据郭注、郝疏并王逸注《楚辞·九叹》所引补）。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据蒙文通先生研究，此篇是古蜀人的作品，成书年代不晚于西周中叶[11]。“都广”为“广都”倒文[12]。《淮南子·地形篇》：“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杨升庵《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所说建木，大约与商代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神树有关。据此，广都的历史自可早到商代。但广都形成为城市则始于两周时代，其号为名城，为蜀之王都之一，也是在此期间，而不是秦汉或以后。这一方面说明，《山海经·海内经》关于蜀都的记载有其一定依据，另一方面则说明，它关于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农业兴盛的记载也必然是有所根据，可以凭信的。所说“冬夏播琴（种）”，说明成都平原已是双季栽培农业。

　　《山海经·海内经》所说的“膏菽、膏稻、膏黍、膏稷”，是当时的几个主要农作物品种。为什么称其为“膏”呢？郭璞注释道：

　　言味好皆滑如膏。

　　郝懿行疏证说：

　　赵岐注《孟子》云：膏粱，细粟如膏者也。

　　由此可知，“膏”是指粮食细腻、滑润，如膏一般。说明成都平原所产的菽、稻、黍、稷，大多品种优良，被人奉为上品。正因为如此，才被人称引为先秦农官后稷的归葬之处，以其富饶令人向往。

　　东周时代，“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13]。这三都构成当时成都平原的中心城市体系。而广都则以其“盐井、渔田之饶”，并以其“铁矿、好稻田”[14]，“故盛养生之饶”[15]，富甲一方，对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广都樊乡是古蜀开明王朝的首都

　　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16]开明王战胜杜宇后，自立为蜀王，建立开明王朝。开明王朝先是定都于广都樊乡，到开明五世时，始将都城迁移到成都。

　　对于开明王朝定都广都樊乡的史实，历史上有不同的看法。《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以为开明王朝的首都为梦郭，而南宋罗泌的《路史》又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哪一种说法正确呢？首先看《华阳国志·蜀志》说的“梦郭”。从字形看，梦郭与樊乡，古文形体相近，应是形近而讹，其中必有一误，但梦郭之地无考，故以作樊乡为是。况且《蜀王本纪》早出，是西汉的作品，而《华阳国志》晚出，是东晋的作品，早出的作品当更近于史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华阳国志·蜀志》所记的“梦郭”其实并不是一个地名，“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这句话的本义是说开明王因自己梦见都城的郭城发生了迁移，从而决定把都城迁往成都，而不是说把都城从“梦郭”移治成都。后人因不明白“自梦郭移”的意思，以致误把“梦郭”当作了地名，自然不可凭信。至于《路史》所说的开明王朝建都于“郫”，就更是不得要领了。郫邑是杜宇王朝后期的都城，而不是开明王朝的都城。由于《路史》作者罗泌误读了“梦郭”二字，不知其所在，反以郫当之，因此他的说法同样不足为据。由此可以知道，开明王朝的首都应如《蜀王本纪》的记载，是广都樊乡，到开明五世时，才把都城从樊乡迁移到成都。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战国早期大型船棺、独木棺墓地，就是迁都成都后开明氏蜀王的家族墓地。

　　至于广都樊乡的所在，虽然历史文献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证可以得出大致准确的结论。

　　现今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一，本为广都县地，唐贞观十七年，分成都附郭蜀县置，乾元元年改为华阳县。清康熙九年，华阳县并入成都，雍正五年复置，于是在成都形成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并存的格局，时人称为一府两县。成都县与华阳县大致以今成都市署袜街、青石桥一线为界，街心以东属华阳县，街心以西属成都县，，，两县的署紧相毗邻，“一线为界，一线相邻”，于是有“成都到华阳，县（线）过县（线）”的俗语，一直流传到今。至清宣统三年，华阳县分为九区：中兴、中和、石羊、隆兴、太平、两河六镇；三乡：得胜、永兴、永安[17]。据此，开明王朝的首都广都樊乡必然在清代华阳县的地域范围内。据《后汉书·岑彭传》，汉武帝元朔二年所置广都县故城在成都东南，《华阳国志·蜀志》则明言“广都县，郡西三十里”，郡西应为郡南之误。成都南的这个汉代广都县故城，即是广都县的县治所在地。汉代广都县的县治所在地，必然是建在广都境内最发达的地区。作为开明王朝首都的广都樊乡，最有条件成为县治的理想治所。而在成都东南清代华阳县的中兴场，自古遗有古城址，俗称古城坝。这个古城坝，很可能就是古蜀开明王朝的首都樊乡，也就是汉代广都县治所的所在地。民国时期出版的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一考证说“广都……治今华阳县东南四十里中兴场古城坝”，应当是有充分依据的。也有学者认为汉代广都县应在今双流之中和场，此说虽缺乏考古证据，但也可备一说。即令如此，中和场在清代时也还是属于华阳县九区之一。因此，谈论广都所属，既离不开双流，同样也离不开华阳。　　

(来源：《中国西部》杂志社  文/段渝  详见《中国西部》杂志201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