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丘氏大宗谱·八郎公系谱之三(<一百二十二>附录篇 不能置之而不理的课题)

不能置之而不理的课题

——与四一郎裔孙共探先祖源流


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三十四郎公十三代裔孙光瑺公于嘉庆十六年(1811),《汀祠配享继谱序》载:“考诸迁杭之始祖者,即二十七郎公讳惟禄也,公生一子三五郎为二世祖。由三五郎而生四一郎为三世祖,四一郎生一子三十四郎,而杭川之谱谓四一郎早丧无嗣者。因三十四郎遭乱流迁于此。故有是言也。是河祠以三十四郎为四世祖耳,兹斯举也,事之至大义之至妥。垂统绪于无疆,考世系于永远”。

十三世祖光瑺公在1811年就发现,杭川之谱谓四一郎早丧无嗣。他以为三十四郎遭乱迁河源里,路之遥远,无人知晓,故有是言。然而,他未曾知道各地族谱并非都记载“四一郎乏嗣”

族谱记载

一、陕西岚皋县族谱载:惟禄公三五郎大一郎梅圃爽。

二、广西柳州谱载:惟禄公三五郎大一郎梅甫。

三、康熙五十三年镇邑云峰手叙族谱载:惟禄公曾孙梅圃洪武七年入潮附祖。

四、江西宜春市四七郎裔孙谱载:“惟禄公子三五郎,名肇谋(1274年生)。子五:四一郎配曾氏,生梅甫(圃)”。

五、明景泰癸酉进士,荆州府教授贵公在成化十五年(1479)重修丘氏族谱附记载:“五世曰:禄公生六世万五公,生七世大一郎,大一郎生二子:长居上杭、次子名梅圃,洪武入潮附祖,梅长子名爽”。

六、广东饶平“柳溪公家谱”附记:“禄公→万六郎→大一郎→梅甫、洪武初入潮附祖”。

七、:“必仁三子惟禄→三五郎→四一郎配曾氏→梅圃爽。梅圃公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辛亥十二月初五日酉时”。

八、上杭大屋前(大福全)四一郎族谱载:惟禄公生三五郎,子五,长子四一郎,妣曾氏,子祭应,号梅甫(圃)生伯一郎。

九、连城河源邱氏族谱载:惟禄公生三五郎,三五郎生五子,长四一郎附葬父坟内。妣曾念三娘,葬棉村桥头蛇形。生二子:三十三郎、三十四郎。

从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各地族谱中可以看出,四一郎并非“乏嗣”,有的还记载四一郎之子梅甫入潮附祖之事。

四一郎裔孙

祭应公(梅甫)

一、始东鲁开中州俾炽俾昌营丘一脉

    由南闽拔梅郡爰据爰处渭水同宗(上杭湖洋大屋前祖屋对联)

(注解)追溯先祖肇始于山东鲁国,由齐鲁辗转迁徙至中州(吴兴)开基创业,使之子孙繁衍昌炽,原本是营丘一脉相传。由南方福建延传至梅县梅州,无论居到何处皆源于渭水源流。

二、移杭移广移大福开基三四百年至琳、瑛分伯仲,

    为祖为父为子孙统承二十六代列在照穆享蒸尝。(上杭湖洋大屋前祠联)

(注解)迁上杭,迁广东,迁大福,由上开基三四百年至琳公、瑛公而分成兄弟次第,为人祖辈,为人父辈,为后嗣子孙传承了二十六代,宗庙内分昭列穆辈,祖先享受孝子慈孙的祭祀。

三、穆公为开姓始祖从河南发迹三千余载今百代,伯一系四一之孙由黄坑迁居至大福奠基继千秋。(上杭湖洋大屋前厅联)

(注解)穆公为肇姓始祖,从河南发迹三千余年,至今已传百余代,

伯一郎系四一郎之孙由黄坑迁到大福为开基祖,后裔继传千年。

从上杭湖洋大屋前的祖屋对联,祠联,厅联记载来分析,祭应公(梅甫公)曾携子(爽公)迁移梅县或梅州,后返迁大屋前,后裔遂留下祠联记述迁徙足迹。

据记载:四一郎公之子祭应公(梅甫公)元至大四年(1311)生,明洪武年间携子伯一郎(爽)迁广东。明永乐年间,四一郎之孙伯一郎公由广东移迁上杭案背大屋前开基,从四一郎的儿子梅甫公算起至今已繁衍到26代,现有人口1236人。

三十四郎

四一郎之子三十三郎公(传第十代国荣、国泰后裔失祥)。三十四郎公于元朝末年由上杭黄坑流迁汀州府宣河里(又称河源里)。妣黄万九娘,因回上杭探亲,途中遭劫下落不明。

先祖徙居河源之初,乃寒门小户,人单势孤,然后裔蕃衍之速,家声振兴之盛,成为当地望族大户,乃先祖风范之教化。一行克勤克俭持家之风;二本耕读兴家之范;三行仁义处世之伦道德;此三者是我族发迹,成长,壮大之本。后裔已传二十五代,遍播三省(福建、广东、浙江)十五县市,现有人口(闽浙统计)5600余人。

鉴于三十四郎于元朝末年迁移,妣黄万九娘因回上杭探亲遭劫(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和路途遥远之艰难);祭应公(梅甫公)入潮后,先祖四一郎公乏人奉祀,附葬父坟(1607年三修三五郎公坟,四一郎公骸骨与父三五郎同葬张天海螺形)。妣曾念三娘之墓因其裔孙外迁托给河田山梓叔祭扫。1497年八郎公第一个编谱者志翀公或许不知祭应公迁广东,其子伯一郎公(爽公)又从广东返迁上杭,不知三十四郎公于元朝末年迁汀河,妣回杭探亲遇难等事实,首次在谱中误记“四一郎乏嗣”讹传数百年。

四一郎公的曾祖父

二十七郎讳惟禄的父亲是谁?四一郎公的曾祖父是谁?以下二点可作分析的依据。

一、归纳

1553年以前,上杭第一个留下祖宗记录的茂敷公,第一个编修族谱的志翀公,惟禄公房的四十四郎公裔孙廷纶公、自昂公、四九郎公裔孙建名公等先后编谱都只以八郎公,妣韩八娘为始祖,都没写八郎公之名讳及上接世系,均从韩太婆携“三惟”开基南坑写起,未见有人提及上祖世系。

1636年,四十四郎公裔孙梦鲤公和之麟公及润谷公等在杭邑南宗祠祠成入主时议奉丘公八郎为始祖,惟禄公为一世祖,考之于古,质之于今,于祀正合于祠内神主,悉知祖坟碑记,于是作出以惟禄公为一世,以下二世、三世以至百世子孙皆以此为序的集体论证结论。

将1574年以前的谱序归纳,它体现为最早的碑记是“宋始祖考丘公八郎之墓”;最早的物证是:八郎公金埕内的墨砚,面刻:“丘公八郎之魂”,背书“韩八娘夫主”;最早的祠堂神主是八郎公。将八郎公神主改名为继龙公的年代是1854年。而韩八娘之名未曾改动,“宋丘氏始祖妣韩八娘之墓”碑依然存在,据此,韩八娘的丈夫理应是“丘公八郎”。所以,二十七郎讳惟禄的父亲,四一郎公的曾祖父应是“丘公八郎”。

二、生年

八郎公的生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八郎公1160年生,如上杭中都丘氏族谱记载八郎公1160年生。有说八郎公1226年生,如上杭中都四十四郎裔孙世渊公光绪三年载“八郎公生于南宋宝庆丙戌岁(1226年)”。两种不同的生年如何分辨,用八郎公的两种生年与四世孙三十四郎公的生年相推算,就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答案。

1、按1160年的生年推算

三十四郎公1343年生,属八郎公四世孙,祖孙四代经历183年,代距为45.75岁,有违人类传衍规律。

二、按1226年的生年推算

三十四郎公1343年生,属八郎公四世孙,祖孙四代经历117年,代距29.2岁,符合人类传衍规律。

永华公1455年生,属三十四郎四世孙、祖孙四代经历112年代距28岁,正常人类传衍规律。

从两种生年与四世孙的生年相推算,已知两种代距的差别。1160年出生的八郎公与四代孙三十四郎公的代距相差45、75岁,如果谨有某代相差,难免会出现少数的代距差别,但是,四代人每代都相距45、75岁,是不符合人类传衍规律的。因此1160年出生的八郎公不能成立为二十七郎讳惟禄的父亲、四一郎公的曾祖父。而1226年出生的八郎公与四世孙的代距,每代为29.2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属于正常的人类传衍规律,所以,1226年出生的八郎公符合为二十七郎讳惟禄的父亲,四一郎公的曾祖父。

不能忽视的疑问

在探讨先祖的名讳和源流世系时,首先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一、四一郎是否“乏嗣”?四一郎裔孙迁徙足迹一点传闻也没有?为什么志翀公身居上杭,写谱时竟会那么草率?

二、大一郎是否就是四一郎,四一郎与大一郎是否同一人?四一郎“早丧无嗣”又该如何解释?

三、大一郎长子居上杭什么地方?名讳叫什么?

四、从各省的族谱看,四一郎公生梅甫无疑,梅甫公洪武年间迁广东,儿子明永乐年间又返迁上杭。后裔所记述的迁徙轨迹与明成化十五年贵公重修丘氏族谱附记较相吻合,是事实还是巧合?

五、三十四郎公十三世裔孙光瑺公在1811年就发现,当时的杭川之谱谓“四一郎早丧无嗣”,凭他当时的地位(据传官位似省财粮厅长之职),他如何就不敢伸张,莫非还是另有难言之处?

情感

由于朝廷,,几代先祖只好避名讳称郎;处于饥寒交迫,又缺食少衣;先祖们为了糊口,只能东徙西迁,没有读书的机会,自然无法源流谱记。唯恐牵连后裔,有的先祖就连世系身份也不敢告诉子孙,失去了一代传一代的口头依据,给众多裔孙造成了寻觅祖源世系的极大痛苦。从1497年八郎公第一个编谱者志翀公误记“四一郎乏嗣”至今,四一郎公全体裔孙的头上就像压着一座无形的大山,久久,久久抬不起头来,先祖四一郎公蒙受了数百年的“乏嗣”耻辱,仍然无人问津。

先祖四一郎公为什么会被人说成“早逝乏嗣”?还是另有其人?这是当今全体四一郎公裔孙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课题和必须统一认识亟待解决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解决不好,数以万计的四一郎公裔孙仍会被“乏嗣”的无形网罩纠缠得难以脱身;甚至还可能会造成四一郎公裔孙内部出现不团结的局面。因此,不管从感情上或是理智上来说,四一郎公全体裔孙都不愿意让自己一脉血缘的先祖无人问津,更不愿意盲目错让他人先祖为自己先祖,而遗血脉先祖无人祭祀,成为孤坟野鬼。

面对严峻的先祖祖源课题,我们不能不作多方面的探讨和考证,不能盲目苛求与随乡依附。面对着亟待解决的原则性问题,我们绝不能在思想上有崇尚家族显赫,而想方设法来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绝不能步涉旧时修谱之后尘,来个照传、照抄,或者个人观点代替家族意愿。当今修谱不同寻常,它要求全体四一郎公裔孙必须统一认识,对先祖源流世系,只有实事求是地进行综合考证,有条不紊地梳理祖源世系和迁徙足迹,才能筛选正、误;从而达到理清世系,各归所属。

意愿

今逢中华丘氏一代英杰,家儒总会长亲手创立“中华丘(邱)氏宗亲联谊总会”、“中华丘氏族谱研究总会”,团结全体族人。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理清世系、各归所属;知者续之,不知者宁缺勿错”的指导思想,用“横排世系,纵贯时间”的编纂方法,引导展开了举世无双的编修《中华丘氏大宗谱》的滚滚热潮。全体四一郎公后裔应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面对现实,放下包袱,深入探讨,研究先祖的名讳与源流世系。逐步洗去先祖蒙受了几百年的耻辱,恢复先祖历史之原貌。

我们要尊重历史,并不是说要尊重所有的“历史记载”,我们要研究先祖的迁徙足迹,也不意味着就要遵循“传统”照搬“老谱”;因为“历史记载”和“传统老谱”也是人为的,只要是人为的,它就必然会有公正与不公正的出现。在探讨研究先祖的源流世系的同时,我们力求得到宗内有识之士,长辈们的真诚指教,但我们不希望别人说三道四,肆意歪曲事实;我们希望消除内心的疑窦,达到正本清源,汇集到嫡系行列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别人指责我们对先祖“不孝”!因为,研究先祖的源流世系,其后裔是最有发言权的。

本人是奉着“旧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重在取证”信念之人。草拚《不能置之而不理的课题》拙文,它不属“定音”,更不是“误导”,只是学术上的探讨。为能洗去四一郎公蒙受的耻辱,权当投石问路,敬请全体四一郎公裔孙多多批评指正。只要溯明祖源,理清世系,达成共识,实现敦宗睦族,先祖考妣必将含笑九泉。


《中华丘氏大宗谱连城分谱》责任副主编

四一郎之子三十四郎公二十世裔孙:桃生

2007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