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广西岑溪市一家三童遇害案（8岁、4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告破，该案嫌疑人为同村的13岁男孩沈某某，已被警方控制，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警方查明，沈某某因2016年7月9日在家中被其父亲责骂后离家出走。7月18日当天，沈某某到诚谏镇石桥村里偷东西，路过见到3名小孩在自家屋里面玩，沈某某就以去摘果子为借口，哄骗三名小孩跟他去到附近山边一处偏僻地方，威逼小孩讲出家中收藏钱财的位置，因小孩年幼而未果，后害怕事情败露，用石头、刀分别将三名儿童击打致死。
案件虽然告破了，但是这样的悲剧却无法让人感到些许欣慰。很多网友纷纷在微博下表达了愤怒和惋惜，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因为：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如果《未成年人保护法》能说话，估计它会哭着说：躺着也中枪。
事实上，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这个黑锅还真找不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因为这是刑法范畴。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已满 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本案中由于涉案嫌疑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现在及以后都不会被追究，只是其家长作为监护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很多人看到《刑法》这样的规定，大呼不公，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时间与以往相比确实已经提前。
但是，如果因此就要将未成年人犯罪的结果全部甩给法律，其实是很不公平的。这就相当于法律承担了整个社会、家庭、政府所有管理功能。
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仅仅是国家管理手段中的一种方式而已，它对这个社会的管理、约束和惩戒，大部分时候只能适用于普遍性情形，对发生的特殊情况，由于法律天然的滞后性，必然无法顾及和保护。
如果社会上每次一旦发生具有特殊性和极端性的事件，就要求法律马上作出相应反应来适用，等于无形中制造了更多、更严重的罪犯。
倘若刑法真按照网民所说调整刑事年龄到12岁，到时候社会上又发生更低年龄的犯罪是否又要调整？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必然会导致犯罪圈扩大、犯罪人群交叉感染，加重整个社会稳定压力，还会严重损害国家文明进步的形象。
所以，若要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罚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预防和教育的方法或许会更好。
因为未成年人犯罪，最大的责任不在法律！可以这么说，很多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大责任人是家长。
每一个惹是生非、涉嫌犯罪的熊孩子背后都有一个不称职的家长。在熊孩子犯罪之前，家长既不关心其成长，也不了解其心理状态，只负责生，不负责养，一旦出现问题，就把责任全推给社会和法律。请问平时干啥去了？法律当不了熊孩子的爹妈。
并且，从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件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绝大部分未成人犯罪大多以留守儿童、少年为主；父母长期缺乏管教、家庭贫苦或辍学；社会和当地学校和村委也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关注。
可以说，每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都有非常多的综合因素，这些法律之外的原因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更早、更深刻、更广泛。
如何在犯罪发生之前，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这才是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最有效的方法。
法律不是万金油，指望一部法律来调控和管理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法律也无法承受这样的重任。
当然，在保护未成年人受害人上，法律还应要有所作为，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应该发挥其威慑力，体现公民的生命至上原则；在民法上应当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适时作出调整，提高犯罪成本，强化对未成年人家长的约束和责任。
法律管不到熊孩子，至少要做到调教和惩戒熊孩子的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