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2011年6期
作者简介：王广义（1972年—）男，黑龙江泰来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东北史研究；许娜（1979年--）女，黑龙江泰来人，文学硕士，吉林大学图书馆外文库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图书文献整理研究。
[摘 要] 高丽及其后的朝鲜王朝(1392-1910)作为中国的属国，定期派遣使节出使元、明、清王朝，逐渐形成了形成特殊的“燕行录”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所以日前得到很多国家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得以大量的开发、利用、出版与研究，并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专门学问“燕行学”。又由于特殊的区位关系，朝鲜“燕行录”文献又大量地记录了中国东北地区所见所闻，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不仅记载了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同时也记录了矿产、森林、山川、地形、河流、水源、建筑等自然状况。同时，这些文献还可以给我们反观中国提供新视角，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形成了“会通”研究。总之，通过对“燕行录”文献的“多视角”、“长时段”、“全程性”的收集、整理、利用，有利于研究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也有着极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燕行录；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
中国和朝鲜半岛一衣带水、山川相连，历来交往频繁,关系密切, 特别是从中国元代到清末近七百年间，作为属国的高丽及其后的朝鲜，都要定期派遣使节出使中国，朝鲜使节回归之时都要向国王报告出使情况，每次出使都有书状官专门负责记录出使时的见闻，从而形成了一批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燕行录”文献。[1]三韩使节的足迹遍及中国大地。由于特定的燕行路线，还有中国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地区位置邻近还有其中，中国东北基本上是他们必经之路也是行走最多的地域，“燕行录”文献相应地也记录了大量的中国东北区所见所闻，它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
高丽及其后的朝鲜王朝(1392-1910)作为中国的属国，定期派遣使节出使元、明、清王朝，朝鲜使节回归之时都要向国王报告出使情况，每次出使都有书状官专门负责记录出使时的见闻，形成了“燕行录”。如果从高丽时代算起(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燕行录”是公元1273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李承休的《宾王录》)，“燕行录”记载的历史纵跨近七百年，历经中国元、明、清三个朝代。《燕行录》包括日记、诗歌、奏折、状启（即发回到本国的秘密报告）、书信、唱和诗、送行诗等。其中日记和纪行诗是它的主要形式。
1、系统性
据有学者统计，当年的燕行使者平均1.67次来华后，便有一部《燕行录》问世，仅在1840-1910年朝鲜李朝使清的燕行使团共计60次!其时间之长、持续之久，均为当时中外关系史文献所罕见。作为纪行录或旅行记，从纵向来看，上下贯穿700年，而且在这漫长时间里记载时间衔接紧密，几无断绝；横向上看，甚至有一行多记，各有千秋，形成补充或互证。历届的朝鲜使团就是在这大体相同的时间、在不同时期的同一路线范围内了解中国、考察中国的，显得更为全面，更为系统。
2、广泛性
“燕行录”系列记述了自清代宫廷到广大民间，、文化等，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人物之众、时期之全，为其它外国史书所不及。正如林基中所言，、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等领域之庞大而珍贵的史料宝库[1]，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使臣们与中国文人对谈，与普通民众交往，甚至和外国使节和传教士会话，展开的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跨文化对话。
3、真实性
朝鲜虽为中国属国，但不可能像中国国内人民受到清朝廷的，无关厉害，他们还能无所顾忌地逢闻必录，也能秉笔直书，其记录具有很大的真实性。早在1933年金毓黻编《辽海丛书》时，即认为柳得恭的《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为异国人纪中朝事迹之书，不参利害之见，颇能得真，故可贵也”，[2]所以将其收入《辽海丛书》。在众多《燕行录》著作中，秉笔直书，内容全面，著录完整，史料重要诸方面是其主要的特点。
二、《燕行录》文献的整理研究
由于近七百年积累下来的“燕行录”“原话语”资源极其丰富，近年来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韩国和中国学者的关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学者开始注意到“燕行录”的重要价值并对其进行介绍、研究。1960—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首次对这些使行记录作了初步收集和整理，并从中选出30种，统以“燕行录”之名，影印出版了《燕行录选集》（上下册)（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年）。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翻译《国译燕行录选集》（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年）。而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则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收集了300多种使行记录，并由东国大学在2001年影印出版了《燕行录全集》，收“燕行录”380余种(100册)，成为这一文献整理的集大成者。其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再編《燕行録選集補遺》（東아시아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等。在中国，台湾地区研究较早在1978年出版了明代36种《朝天录》（四册）（台北珠庭出版社，1978年）；弘华文主编的《燕行录全编》(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即将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另外，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与林基中合作编录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册）（东国大学校文学研究所，2001年），收入现存于日本的“燕行录”33种(3册)。此外，散见于他处(如个人文集等)的此类文献当还为数不少。据林基中推测，存世的“燕行录”大概有500多种。[2]
关于燕行录的整体研究，、朝贡贸易（经济）、华夷观念（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交流）等四个面向。利用程度以韩学者为多，韩国崇实大学曹圭益教授等学者鉴于目前韩国国内有关“燕行录”的研究现状，认为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作一整理和总结。他们从三四百种研究论文、专著中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133种，并按内容大致分类编成《燕行录”研究丛书》(10册)（学古房，2006年）。在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先生在1967年发表《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思与言》4卷5期）首次向中国学界介绍“燕行录”，并强调应作为一项“学”来从事研究。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们才开始较为集中的研究。此外，日本学者也有大批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夫马进、嶋村初吉《朝鮮通信使の光と影》（梓書院, 2009年）等。俄国莫斯科大学朝学国际中心研究员西姆比尔采娃·塔吉雅娜·米哈伊洛芙娜也利用燕行录文献撰写了Симбирцева Т. М. Русско-корей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в Пекине в конце XVII середине XIX в. (по дневникам корейских послов)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8. Хб（《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俄朝在北京的接触（根据朝鲜使臣的日记）》《远东问题》，1998年第6期）。
但关于中国东北的利用研究，主要集中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里面涉及到了明清之战、满洲人早期生活状态等。还有王崇实《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张杰：《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黄普基：《燕行途程考——周流河考》（《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祁庆富、郭平：《清代朝鲜使臣与医巫闾山》（《韩国学论文集》第15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张士尊：《从《入沈记》看朝鲜使臣怎样进入盛京故宫》（《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辑，中华书局，2008年）等；韩国学者有이승연，이상해：《淸代中國東北部地域一字屋에관한硏究》 (《建筑历史研究》8卷2号，1996), 강병희：《熱河日記를통해본遼東白塔》《（蘭谷李銀順敎授停年記念史學論文集》，2000年）、조규익：《연행록에반영된千山·毉巫閭山·首陽山의내재적의미》（《语文研究》32卷1号，2004年）等等。
综观中日韩三国学者对“燕行录”的研究现状，中国学者因语言上的优势、韩国学者则因材料占有上的优势，研究热情均高于日本学者，得出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但研究侧重点的不同：韩国学者从文学角度研究的多一些，而中国学者从历史角度研究的更多。同时，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是“燕行录”中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希望借助这些“异域的眼光”来更客观、全面地审视自身。即试图通过比较“燕行录”与中国的相关文献记载，来更真实地还原历史，特别是明清时的中国社会实像。而韩国学者则比较关注燕行使臣对明清两朝的不同态度、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观念的变化，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对朝鲜社会的影响。[3]
总之，“燕行录”正受到韩中日三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入到“燕行录”研究行列中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在不断拓展与深化。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学者张存武将“燕行录”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的提议，终于在14年之后得到了韩国学者的响应，“燕行录学”在《燕行录”研究丛书》的总序中被正式提出，而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本身就可以看作“燕行录学”初具规模的一个标志。
（一）燕行录记载了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
有清一代，朝鲜使团的使清路线大体上经过30站，其中在东北地区的路程就达2/3，所以《燕行录》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文献。相对于中国内地，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历史文献本身并不丰厚，许多史实略而不载，或语焉未详，尤其是清入关前的满洲先祖的历史，而周边邻国朝鲜的燕行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弥补我国研究和考察上的不足，形成了地域上的国际化文献研究。当时朝鲜使者高度重视中国东北地区在国际和国内的地位，“嗯!此英雄百战之地也，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然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原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今其天下所以百年无事者，岂为德教政术远过前代哉?”[4]作为“英雄百战之地”的辽野，乃是“中国必争之地”，所以留下了大量关于东北的历史记录。金堉《沈阳日记》，金宗一《沈阳日程》、《沈阳日记乘》、《沈阳日记》，昭显世子《沈阳日记》，申濡《沈馆录》，李景稷（李景严）《赴沈日记》、《沈阳日记》，麟坪大君李濬《留沈阳诗》，李昭汉《沈馆录》、《西行日记》、《沈阳日记》，李宜万（李田秀）《入沈记》，俞拓基《沈行录》，金中正（金锺正）《沈阳日录》，朴来谦《沈槎日记》等更集中地记录了中国东北的历史情况。[3]尤其是有关李朝与后金——清的关系，李朝与明政府及其在辽东各军事当局的关系，、军事、经济和社会状况，等等。为当朝者避讳，有关清朝王朝及其先世的史事不予记录或语焉不详，燕行录记载的相对要比中国自己的史料要丰富的多。选择性和批判性选用这些异域人士留下的资料，“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5]能有利于我们开展东北史的研究。
燕行使者他们看到中国东北城市的繁荣，如沈阳的街市“毂击肩摩，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扁碧榜，货宝则贿冲牣其中”。[4]“沈阳为燕京之亚，比我京富丽百倍，而燕比京为十分之二矣。”[6]
他们了解了老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自凤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7]；“关内农器轻便，耕作不尽用牛，关外多用牛耕，辽东以两牛并耕。”[8]
他们也了解了东北的民族关系：“北京城内人户满人过半；自通州至山海关则皆是汉人，满人绝少；自山海关至沈阳则汉人多，而满人少；沈阳以东则满人多，而汉人少。”[9]“国无婚禁，而清人不与为婚，与蒙古自相嫁娶。”[10]“满汉便同主客气势悬殊。如六部等各衙门皆各置满汉官而汉官则掌文书，满官则掌印信。故凡事皆满官主张云。立国之初则满汉不相婚嫁。岁久之后渐与相通，今则婚嫁无所择。而汉人犹以为羞。每对我人则讳其通婚。”[9]
他们看到东北民间信仰杂乱的情形：“屋凡五，皆有神像。第一安四五鬼像；第二安一座女像，主者谓以碧霞元君，即泰山神之女也，左右各安女像，乃其侍女云；第三安关帝像，扁曰‘万古一人’；第四安一座黑面神像，扁曰‘龙王宫’；第五又安关帝像，桌前排四神像，外门两旁各立赤兔马，……扁曰‘富国裕民’、外扁曰‘财神庙’。以关帝而称财神，大不可也。或曰财神者，比干也。”[11]
他们看到了东北社会治安的乱状：“老大人归路经关外奉省一带，亦遍地是贼。”“近来奉天贼匪，猖狂之极，而民无安枕矣”，“贼任意扰民，官不知戢，兵不敢捕。时世若此，良可慨也”[12]
（二）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
通过重视和研究东北地方近代文献的跨国性问题，不能单靠中国自身来“理解”和 “诠释”自己，况且中国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的核心位置，异域史料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新资料，而且可以给我们反观中国提供新视角，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形成了“会通”研究。在东亚地区,古代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近代欧美日列强相继，国力一落千丈，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周边邻国，异域历史以及他们有关中国的资料，可以成为我们反观自己的镜子，“揽镜自照”，认识差距。我们可以从燕行文献中看到朝鲜使者眼中的东北潜在的“边患”：“自九连以后，山回水湾，在在开野，泉清而沙洁，林茂而土肥，亦一好风水也，左右顾望，依然有烟火之色，鸡犬之声，足以为人居美庄土。而荒废为胡人猎薮，良可惜哉，因有一绝曰：树色葱笼草色荒，九连城外是谁乡。无端百里良田土，空作单于射猎场”。[13]这种“荒废”正是封禁东北带来的后果，封禁东北也削弱了东北的边防力量，加之“而盛京官弁及军丁等骑射及马上技艺俱是儿戏，”[14]为日后日俄侵略东北埋下了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燕行，清朝使者也经历了一次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的转变。清初，朝鲜李朝的士人自称“小中华”，主张“尊明攘夷”。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经过访问中国，对中国的繁荣还有科学技术的先进有了深入的认识，他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因此回国后批判了朝鲜士人的这些陈腐鄙陋的观点，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力主利用厚生、“北学中国”，、经济、文化等，进而形成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北学派。
（三）燕行录是记载我国当时自然资源的资料库
朝鲜的燕行使者大多知识丰富，见识高远，他们不仅记录中国的社会状况，同时也记录了矿产、森林、山川、地形、河流、水源、建筑等自然状况，有许多至今仍有价值、值得开发利用的资料。如他们在行程中，也注意到了一般人不易察觉的辽西一带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自入辽东至以燕京二千里之间，上绝飞鸟，下无走兽。时当潦炎而不见虫蛇，行林莽中而不闻蛙声，亦未见蟾跃，禾稼登黄亦无野雀，河洲水屿之间亦未见一水鸟。夷齐庙前滦河始见二只白鸥，鸟鹊鸢常聚都邑之中，而燕京亦稀见，故不似我东蔽天而飞也，意谓塞外搜猎之地必多禽兽，今见塞上诸山益童濯，益不见一禽。”[4]在其他燕行录也多次提到辽西一带的风沙天气，时间较为具体，这为我们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环境变迁提供客观的历史依据。
再如朝鲜使团在途径辽东时，清朝正在新筑凤凰城，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利用发达的器械、技术筑城的景象，“城周不过三里，而砖筑数十重，制度雄侈，四隅正方若置斗然。今裁半筑，则其高低虽未可测。门上建楼处设云梯，浮空驾起。工役虽似浩大，器械便利，运甓输土皆机动轮转，或自上汲引、或自推自行，不一其法，皆事半功倍之术，莫非足法。而非但行忙，难以遍观，虽终日熟视，非造次可学，良可叹也。”[4]这是在我们当时东北地方志资料都难以见到的历史记录。
总之，我们通过对“燕行录”文献的收集、整理、利用，有利于“长时段”、“全程性”、、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历史状况。同时，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正确处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国际关系，对当今加强东北亚地区区域合作，振兴东北、开发东北有着现实的意义。
注释：
[1]朝鲜使者出使到元时，他们将这种出使行为称作“宾王”，出使到明时多称作“朝天”，到出使清时，则名曰“燕行”，所以这些使行记录亦多以“宾王录”、“朝天录”或“燕行录”命名。当今学界统称这一类文献为“燕行录”。而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提出将历代韩人的旅华纪行，不论其为“朝天”或“燕行”等名目，统称为“华行录”。
[1]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M].卷100，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323.
[2] 柳得恭.燕台再游录[M].金毓黻.辽海丛书·卷一[C].沈阳：辽沈书社，1985.
[3] 林丽.“燕行录”研究综述[C].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245.裴英姬.《燕行录》的研究史回顾[J].台大历史学报.2009（43）.
[4] 朴趾源.热河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34、37、152、18.
[5]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6] 미상.赴燕日记「M].燕行录全集，卷85[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67.
[7] 李坤.燕行记事闻见杂记[M].燕行录全集，卷53[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38.
[8] 姜长焕.北辕录[M].燕行录全集，卷77[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329.
[9] 俞彦述.燕京杂识[M].燕行录全集，卷39[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293、292.
[10] 徐文重.燕行日录[M].燕行录全集，卷24[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216.
[11] 金景善.燕辕直指[M].燕行录全集，卷40[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335.
[12] (日)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J].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42号.2003:209、218.
[13] 李遇骏（李有骏）.梦游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76[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409.
[14] 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38[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