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编者按：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著、：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丛”之五，全书约50万字，编者按页码摘录约3.5万字，分若干篇上载本公号，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本篇是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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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堂 | ：本书研究什么问题？
后知堂 | ：、洛克、卢梭对自然状态的不同假定及其共同错误
后知堂 | ：亲戚、部落、国家层次社会的出现
后知堂 | ：战争而非灌溉创造了中国早熟的国家机器
后知堂 | ：国家效率之源：论功行赏而非亲戚关系
后知堂 | ：：在社会层面确立了个人主义
后知堂 | ：法治的起源
人类社会对制度持强烈的保守态度，不会每过一代就把台面上的赌注一扫而光。新制度往往重叠在既有制度上面，例如分支世系制，它是社会组织最古老的形式，却依然存在于现代世界的很多地方。，就不可能理解今日改革的可能性。（p.395-396）
此外，厘清制度初建时的复杂可帮助我们看到，它们的转变和模仿，即使在现代情形下，也是异常艰难的。（p.396）
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中生存。（p.396）
人类天生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亲戚选择原则，又称包容适存性原则，是指人类会大致根据共享的基因比例，对跟自己有遗传关系的亲属（或被认为有遗传关系的个体）做出利他行为。互惠利他原则是指，随着与其他个体的长时间互动，人类会发展出共同的利害关系。跟亲戚选择不同，互惠利他不依赖遗传关系，而是依赖重复、直接的人际互动，以及从这类互动中产生的信任关系。在缺乏其他更为非人格化制度激励的情况下，这些形式的社会合作是人类互动的预设模式。一旦非人格化制度出现衰败，这两种合作又会重现，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p.397）
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p.397）
人类天生具有暴力倾向。同时，社会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控制和转移暴力。。（p.398）
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承认是指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追求承认或地位的奋斗，往往不同于为物质的奋斗；地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只有他人都处于低级地位时，你才算拥有了高级地位。像自由贸易的合作游戏是正和，允许大家都赢；然而，追求承认或地位的斗争却是零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对方的损失。（p.398）
。不管是寻求天命的中国未来君主，打黄巾或赤眉旗号的卑微农民，还是法国红便帽起义军，他们都在追求承认。阿拉伯部落平息相互纠纷，征服北非和中东的大部，这是在为伊斯兰教寻求承认。欧洲战士征服新大陆，打的是的旗帜。近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如避而不谈其内核的平等承认，也是无法理解的。在英国，追求承认的性质循序渐进，从部落或村庄的权利，到英国人民的权利，再到洛克式的天赋人权。（p.398-399）
在解释社会差异和独特发展路径时，如不把思想当作原因，。（p.399）
共享的心智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在理性自利上的集体行动，解释不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社会合作和利他主义。（p.399）
与生物进化不同，制度可通过模仿而获得扩散。衰弱制度的社会，被强大制度的社会打败了，或干脆消灭了，但也有采纳“防御性现代化”的，从而引进竞争者的制度。（p.404）
跟生物进化一样，。如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对制度的选择压力，也不会有对制度革新、借鉴、改革的激励。导致制度革新的最重要竞争之一是暴力和战争。经济生产力的增长，使族团层次向部落层次的过渡得以实现，但直接动机则来自部落社会动员人力的优势。（p.404）
，不是想增加女子权利——这在7世纪是不合时宜的——而是看上了强大家族手中的珍贵地产，认为这是很好的途径。如果说，教会领袖当时就预见，这将影响亲戚关系的整体，这是很可疑的。最后，忙于叙任权斗争的人，脑海中并没有浮现以独立司法限制政府的想法。当时，，。然而在西方，宗教组织赢得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进化，变成了司法部门的独立自主。法律的宗教基础被世俗来源所取代，但它的结构仍保持原样。（p.406）
亨廷顿列出四条标准来测量国家制度（机构）的发展程度：适应和僵硬，复杂和简单，自主和从属，凝聚和松散。这是指越善于适应、越复杂、越能自主和越凝聚的机构，其发展程度就越是成熟。善于适应的组织，可评估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再修改其内部程序来应对。环境总在变化，所以善于适应的机构活得长久。英国的普通法系统，其法官因应新情形，不断在重新解释和延伸有关法律，就是善于适应的样板。（p.407）
成熟的机构更为复杂，因为它们有更大的分工和专业化。在酋邦或初期国家中，统治者可能同时又是军事长官、总教士、税务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这些功能由各自为政的组织承担，它们负有特别使命，需要高度的技术能力。（p.407）
自主和凝聚是机构标准的最后两条，如亨廷顿指出的，它们密切相关。自主是指机构开发自觉的集团身份，不受社会其他力量的影响。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所取得的制度性自治。，有权训练、雇用、晋升、惩罚律师和法官。自主与专业化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它适宜被看作比较成熟的机构的特征。（p.407）
，不同组织的职责和使命都有明确的界定并被遵从。（p.408）
制度一旦形成，倾向于长久存在。如上所述，人类天生偏爱将内在价值注入规则和心智模型。如果没有社会规范、礼仪和其他情感投资，制度便不成其为制度——稳定、富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长存带有明显的适应价值：如果不存在遵循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天性，就要不断举行谈判，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就制度而言，社会是极端保守的；这意味着，促使制度成立的原始条件发生变化时，制度却做不到随机应变。制度与外部环境在变化频率上的脱节，，就是反制度化。（p.408-409）
社会对现存制度的历代投资，导致双重失误：不仅没能调整过时的制度，甚至察觉不到已出毛病。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失调”，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案例。某社会因优秀制度而变得更富裕，或在军事上更强大，其他竞争力较弱社会的成员，如想继续生存，就必须正确地把上述优势归因于根本性的制度。然而，社会的结果总有多种原因，总能为社会弱点或失败找出似是而非的狡辩。从罗马到中国，众多社会把军事挫折归咎于对宗教的不诚，宁可献上更多的礼仪和牺牲，也不愿全力以赴地重整军队。近代社会里，很容易把社会失败归咎于外国阴谋，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而不愿在自己制度身上寻找原因。（p.409）
。眷顾家人或互惠的朋友是自然的社会交往，也是人类互动的预设。，发生在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领袖以恩惠换取追随者的支持。，。但是，随着制度的演化，产生了新的规则，用人标准慢慢改为功能或才干——中国的科举制度、土耳其的征募制、、禁止的现代立法。。最初以非人格化原因聘入机构的人，仍试图将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朋友。制度遭受压力时，，或满足财政需求。（p.409）
。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会极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彻底崩溃，往往又是他们，凭借其荫庇关系网络出来收拾残局。（p.410）
社会能否实施制度变革，取决于能否分化手握否决权的既得利益群体。有时，经济变化削弱现存精英，加强赞成改制的新精英。17世纪的英国，与商业或制造业相比，地产的回报逐渐降低，，吃亏的是旧贵族。有时，新兴的社会参与者因新宗教的涌现而赢得权力，像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后，由于扫盲和圣经的广泛传播，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一盘散沙。还有的时候，促成变化的是领袖意志和凝聚各无权群体的能力，像叙任权斗争中格里高利七世所组织的教皇派。实际上，：领袖们能否借助权威、合法性、恐吓、谈判、魅力、思想和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p.412）
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世界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大幅提高社会交往的技术革新。如今，、经济和社会三大组件在发展中的互动，大大不同于1806年之前。（p.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