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夫按：今天要推荐的这篇文章，来自崔卫平给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写的导言，由于文章很长，所以我选了其中的比较重要的两个部分。
米沃什对于喜爱苏联东欧文学的人来说并不会陌生，但他在当下中国的其他领域，，可算是个边缘人物。我并不是学文学的，老实说我对诗也不感兴趣。但我喜欢看诗人写的散文和杂文，，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状态和周围世界的理解能力让我羡慕。
米沃什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偶像，他在外交官这样一个“既得利益者”任上出走，做了人民的敌人。在法国，他生存艰难，但却坚持不给“自由欧洲”写稿，到了美国，他还能在英语环境下始终坚持用母语写作……
文学对我来说并没有美学意义上的体验，我所有的兴趣都在它们所体现出的社会性价值，米沃什的书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绝佳的体验，在他的文字里，我不断寻找着现实，在我身上，也在这个社会的身上。
文 / 崔卫平
本文原题为《黑格尔式的蛰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的一个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伽玛，历史的奴隶”一章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冬天的立陶宛首都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作“灾变论”，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还粉碎了每个被压碎的国家居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擅长的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来自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联结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的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即无意义感。原有的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而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人生缺乏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在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那种叫作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渡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作“看西方”， 在其中，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时所受到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并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和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都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都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出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愈演愈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言语，出席一切在他看来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堂而皇之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苏联是一个野蛮国家，对其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音乐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位，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以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得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他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的“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今天所谓溯本追源，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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