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破译珍珠港事件情报”乃夸张之辞 / 潜伏国民政府内部的红色经济学家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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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1-20 1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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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日本偷袭珍珠港


文 | 杨津涛


一直以来,网上都有关于池步洲的神话。如一条流传甚广的微博说,“1941年12月3日,中国谍报人员池步洲破译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内容包括: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等。池步洲判断这是日美开战先兆,并估计开战时间在星期天,地点在珍珠港。蒋介石震惊,立刻向美方通报,但未获重视。4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破译偷袭珍珠港情报的特工,还有姜毅英、张圣才等几种说法,无不表现了国军破译情报能力之强。


这些说法,全都夸大其词。


被神化的池步洲



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成立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交通部电政司电检所、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等多个旨在破译日方情报的机构。1940年,蒋介石将这些机构合并为“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研究室有工作人员500多名,大都为报务员,只有极少数掌握破译技术,池步洲即是其中之一。①


在池步洲的回忆中,他们于1941年10月,发现日本外务省电令东南亚各地使领馆,“除留下最简单的密码本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启用代表“已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密码“东风,雨”、代表“撤侨”的密码“女儿回娘家”。此外,他们还注意到,从1941年5月开始,东京与夏威夷总领事馆间的密电增多,涉及了美军停驻军舰数量等军事信息。池步洲声称,在综合信息后,他判断日军会在12月8日星期日这天,对美国发动袭击。②


其实,池步洲所提到的这些情报,美方完全掌握。美军密码破译机构“黑室”,早在1936年就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A 型密码,随后又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1940年,日本外务省的B型密码也被破译。同时,美军的侦听站遍布夏威夷、关岛和美国西海岸。③日本外务省的密电,没有什么是美军不知道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池步洲自称破译的情报,并没有直接显示日军可能对美军发起袭击的日期和地点。这就意味着,这只是一份仅供参考的“战略性情报”,而不是具备直接因应价值的“作战性情报”。而类似的“战略性情报”,美军所获颇多。


因此,当“戴笠……决定把这一消息通知了美国站长肖勃,由肖勃告诉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便急忙转告美帝一些有关部门,请他们注意”时④,美方并不重视,实属正常。


图注:池步洲和他的日本妻子


国民政府的破译能力有限



国民政府对破译工作的投入不可谓不大,如军统重金聘任美国专家雅德利为技术顾问,一面指导中国破译工作,一面培训技术人员。但限于中国整体技术水平,成就有限。当时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只能译出一些日本外务省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比如日本政府向海外使领馆拍发的通告等。池步洲自己也承认,“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


对于军事方面的消息,中国除了获知一些气象资料、水文报告,以及日本开往东南亚船只的行程、航向外,对日军的密码情报,几乎一无所知。山本五十六座机被击毁事件,事实上与中国无关,那是1943年4月,美军截获日军密码电报,提前获知山本五十六将乘战机, 前往布干维尔岛视察。⑤


中国破译日方情报的真实例证,也并非没有。1939 年5月,日军对重庆进行过两轮大轰炸后,军统技术研究所有目的对日军电文进行破译,一旦发现日机出动,及时报告,使防空部门能更准确地发出警报。⑥


情报工作落后,使中国吃了很多大亏。最典型的就是1944年豫中会战,因缺乏必要的情报来源,军委会做出黄河北岸日军人数不多、准备时间不足,依旧是一次局部攻势的错误判断。这使蒋介石在许昌一带的平坦地区部署主力, 造成惨败。战后总结,豫中“各部队谎报敌情,动摇军心,且影响于上级之作战指导”;“谍报人员素质及训练不佳……所得情报非为不确实,即有或已失时效。”⑦


图注:豫中会战中的日军




注释

①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②池步洲:《我在抗日战争中侦破日本密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35辑)》 ,第66—74页;③⑥宁志一:《中国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码吗?》,《党史博采(纪实)》2005年第2期;④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6卷 第22辑)》,第101页;⑤张令澳:《我的答复》,《民国春秋》1997年第4期;⑦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附文

潜伏在国民政府内的红色经济学家

文 | 谌旭彬


一个红色经济学家,隐藏其共产党员身份,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民党提供各种祸国殃民的经济政策建议,使其在内战中丧尽民心一败涂地。这是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经济学家冀朝鼎的沉痛控诉。


陈立夫说:“孔(祥熙)、宋(子文)两人都因冀(朝鼎)很能干(而重用他),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并举“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与“美金储蓄券到期赖账”两例,指其为冀朝鼎所为,“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威逼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①


冀朝鼎确属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这一秘密身份,直到其1963年去世都未曾公开。据其弟媳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披露,“1957年,我同朝铸认识后,他常带我去看他大哥。……(朝鼎)曾经笑眯眯地说:‘我这个共产党员隐藏得太好了。直到现在,很多人还以为我是民主人士!’”②


该书还披露,冀朝鼎的秘密潜伏受周恩来单线领导,绝对保密。“(1938年)他回国为他的研究工作收集资料时,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同志,并接受任务回美国搞国际统战工作。……1941年,他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回到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重庆担任国民党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1944年,这位年轻的地下党员成为孔祥熙极为信任的秘书,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③“朝鼎后来同我们谈到他过去的经历时说:‘国民党的人事制度有问题,他们不知道我去过莫斯科,否则我这个地下党员早就被揭发出来了。’”④


图注:1949年,军代表龚饮冰(左一)、冀朝鼎(左二)等赴上海代表中共接管中国银行


但陈立夫控诉冀朝鼎为国民政府出过很多馊主意,则很难得到其他史料的直接证实。大多数回忆资料,止谈及冀朝鼎利用其特殊身份,秘密帮助延安搞物资、筹资金乃至传情报一类活动。亦有语焉不详者,譬如其中国夫人罗静宜曾回忆,为了“搞东西”,冀朝鼎曾与另一秘密潜伏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闹过乌龙,“卢绪章,是广大华行经理,……我们互不通气,都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有时他要搞的东西,正是我们要搞的,这就有了矛盾了。他还想把我们吞掉,可是我们的后台是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他欲吞不能。如今谈起这些往事来,真叫人忍俊不禁。”⑤至于“要搞的东西”是什么,外人已不得而知。


另据《中共党史资料·第六十七辑》中廖训振文章披露,1947年2月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谈判代表撤回延安时,周恩来曾拟以“吉兄”化名致信冀朝鼎未果,转由邓颖超代为致意:“吉兄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想兄必具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之感。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也。不知吾兄以为如何?”⑥所谓“做更多贡献”,虽引人遐想,亦未必能证实陈立夫的具体指控。


1949年后曾与冀朝鼎有过密切接触的资中筠,也证实冀朝鼎进入孔祥熙的财政班子,确系奉了党的指示,“组织上希望他能以山西老乡的身份接近孔祥熙”,冀朝鼎通过陈光甫的关系结识孔祥熙后,有意识地“逐步转入孔祥熙的班子”,还曾引起过陈光甫的不满——“陈对孔祥熙这样的官僚实际上是看不上的,对冀逐步接近孔而疏远他有所不满,他当然不知道的冀的特殊任务。”但冀在国民党财政决策核心,究竟为延安做了些什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资中筠也只能依靠揣摩:“可以猜测的是,共产党通过他掌握了国民党方面的经济、金融情况以及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双方政策施加一些影响。例如前面所说的阻止美援。除此之外,具体情况就无从查考。……大约真正了解冀老贡献的只有周恩来,听说在商议冀老的丧礼时,有人对规格之高有疑问,周总理大声说,他的贡献比在座不少人都大。”至于陈立夫的两项具体指控,资的看法是“殊难采信”。⑦


冀朝鼎丧礼的高规格,确系周恩来所定。周在外地获知冀去世的消息后,“当即指示:1、冀朝鼎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要加上我和邓颖超的名字;2、何时举行追悼会,我参加;3、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⑧在周的安排下,冀朝鼎的公祭规模非凡,1000多名中外人士参加,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南汉宸、廖承志、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爱德乐共15人担任主祭。邓颖超、伍修权等一干人等担任陪祭,周更亲自特意在悼词中增入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⑨如此极尽哀荣,陈立夫怀疑其潜伏期间有大功于延安,并不奇怪。只是当事人等俱已去世,除非有档案资料留存,否则冀朝鼎潜伏生涯之所作所为,只能永远是未解之谜。




注释

①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P338-340。②③④汪向同,《我的丈夫冀朝铸:44年外交生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P5;P7;P8。⑤唐纪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冀朝鼎传》,北京文史资料第53辑,北京出版社1996。⑥⑧⑨廖训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记冀朝鼎》,《中共党史资料·第六十七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⑦资中筠,《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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