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快报 | 贾康先生在第五届中国轻工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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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4-05 15: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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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京西宾馆,2016年6月15日)

贾康: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朋友,很高兴能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因为接近中午午餐时间,我要做个尽量简短的发言。

主题是围绕大家很关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想浓缩地谈一谈怎么认识它,如何把握其中的要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表述出来后,大家都在深化理解,如果从直接字义上来看,有三个词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首先要注意到它是落在“改革”上,这表明什么呢?可知现在决策层所强调的这个概念,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东西,它就是在邓小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设定为大政方针的改革之路上继往开来的一个要求,当然它必是战略方针层面的要求。最高决策层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要求,在继往开来的改革这一内容里,又突出了一个新意,即新在“供给”,直接标明了改革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这个供给侧改革的鲜明表达,是得到学理支撑的,就是现在我们最高决策层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支持下,通过学理分析而认定,我们新阶段对主要矛盾方面,必须抓住供给侧,那么就必须面对与需求侧总量问题迥然不同的供给侧结构问题,就需要攻坚克难推进改革和进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生活中互动的、互为存在条件的、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而主要矛盾方面抓供给,就是要抓住我们现在要发力的优化结构这样一个着眼点;在“供给侧”的后面标注“结构性”的表达,就是要正视我们以攻坚克难的改革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提高、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复杂性。因为供给侧改革是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首先就要涉及到所谓利益格局的问题、制度结构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这样的啃硬骨头、涉险滩、攻坚克难的挑战性问题。它又要落在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而总体质量与效率的提高上,正是对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以三个具体概念把它联结在一起的一个逻辑把握。

下面,我想结合各位企业家和市场人士、也包括管理部门会很关心的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对于三去一降一补这样的具体要求、对于怎么认识这个三去一降一补的要领,简要地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交流探讨。

第一,说到“去杠杆”,比较直截了当的讲,这是一个宏观间接调控体系里货币政策当局主导的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就是M2)方面要把握的要领。实话实说,它和我们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没有直接关系。其他宏观管理部门,需要对我们的货币当局提供协调和配套,比如今年的财政政策,强调要提高赤字率,而提高赤字率意味着举借债务的规模要扩大,财政部门的领导说,这是以财政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这体现了全局观。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必须把握“去杠杆”概念要求里面实际上对于相关主体的要求。另外,从地方的角度来说,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局的去杠杆并不排除局部的加杠杆,而且局部的加杠杆一定是要求“理性供给管理”的结构性加杠杆。比如我们知道,在重庆黄奇帆同志非常明确地提出,在全局去杠杆的同时,重庆在自己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发力优化结构的一些关键点上,是要加杠杆的。这当然需要以一种理性的供给侧的管理方案来设计,以求达到优化结构、从而降低总体杠杆风险程度的意愿。总之,所谓去杠杆,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从间接调控来说,管理当局他们要协调好的事情,地方、行业在这方面要清醒意识到怎么样以必要的结构性加杠杆来顺应全局去杠杆,从而贯彻好发展战略的问题。

第二,是“去产能”。至少要从几点来说。

其一,我不太同意笼统地讲去所有的“过剩产能”。我们现在必须聚焦的其实是要去落后产能。各个行业里产能的过剩还是不过剩,是在不断变化,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在行业里靠下的落后产能,是可以相对而言较好把握的概念。放在去落后产能上,实际上更直接、更聚焦地对应我们所说的打造升级版。

其二,所谓过剩产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创新机制比如PPP——过去所说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直译的“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现在官方文件所称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这一创新显然会把一部分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原来政府要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园区连片开发这些事情,现在可以拉着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包括外资一起来做,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好,便会产生一系列正面效应,包括缓解政府未来很长时间段上城镇化和老龄化压力之下的财政支出压力;使老百姓得实惠而且实惠可持续,因为它是政府、企业和中介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也正是落实共享发展的机制创新;它还会给一批跟政府合作的企业打开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长期投资回报这样的生存发展空间;它又对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对接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推进的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建设,是一种对全面法治化的倒逼机制和催化剂。同时,它又是非常重要的引领新常态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成功转为有效产能、进行有效投资、聪明投资的新制度机制。比如我们在北京,原来有地铁四号线PPP项目的基础上,现在继续运用这种成功经验引进外资建设地铁16号线,正是缓解首都的公共交通体系有效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建设项目。PPP可以把这种建设项目投资做得更快,“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的同时,加快建设所需要的钢材、建材、水泥是什么产能呢?是原来很多人指责的“过剩产能”,但是PPP这个机制创新会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很快转为有效产能。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在去产能概念的实质上作准确把握。

其三,我们要意识到在行业、企业升级换代中,如果做得成功,也就是把所谓的一部分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并不能说所有在竞争力上有一定劣势的企业,马上认定为所谓僵尸企业,僵尸企业这个概念是可以用的,但是它会带来某些认识误区。某些企业在竞争中已经感到有压力,有困难,但是如果能成功地实现了升级换代的创新,就可能改变面貌,它原来被人们认定为是过剩产能的代表,可能转为有效产能的组成部分,这是可变的,是要有“事在人为”的努力加入进去的。所以,在去产能这方面一定要真正聚焦到在整个行业或者某一个领域里那种实打实的落后产能能不能去除这个关键问题和“真问题”上。

其四——这一点非常重要:去产能的机制何在?去产能中,对于某些成规模的企业,政府可以认定它就是落后产能代表,在没有挽救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就可以实行关停并转,这是最便捷的操作,但是对不起,这种方式的适应性非常有限。中国现在整个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是接近七千万个,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没有本事一一甄别,必须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去产能的主题。

再往下说一说排在第三的“去库存”。其实大家都意识到,去库存主要针对的首先是房地产,而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一定要有结构分析。大面上说,房地产现在叫做“冰火两重天”,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房地产的去库存,绝对不能施加于火那一面。北上广深早已经火得一塌糊涂,它还去什么库存?它要赶快组织有效的供给,要缓解这种供需矛盾,平息民众新的不满。大量的二线城市,原来曾经更多的感觉是“冰”的压力,现在要开始转成“火”的压力了,就要未雨绸缪,要赶快借鉴现在一线城市的一些做法,以及一些教训,要有提前量地准备提供有效供给。相匹配的制度供给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提到日程上:中央所说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个方针怎么跟现实对接已经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所以,房地产去库存,现在真正要抓住的主要是三四线城市怎么去库存,冰的这块怎么去库存的问题。在三四线城市去他们的库存,又必须注意不是简单依靠现在已有的商业性消费信贷、商业性的融资支持,就可以如愿地达到去库存目标的,因为三四线城市最值得争取的住房主体是所谓“农民工”,未来几十年,还要有差不多四亿人从农村到城镇来定居,一开始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因为户籍还在农村,但是需要在城镇中“住有所居”地形成与他们的需求所对应的供给,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一般商品住宅,他们的支付能力大多还对不上,而是低价的共有产权房或者公租房,要把这样的供给在现在的存量基础上提供出来,就一定要使用政策杠杆。所以,这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在全局的去杠杆、控制杠杆的同时,还必须、或不得不处理好“政策性加杠杆”的合理解决问题,这才能如愿地在三四线城市真正使一大批农民工住有所居,得到有效供给的共有产权房,而且他们在支付能力更低下的时候,对应的则只能是公租房。但是如做得好,确实可以把一些我们的房地产库存,从原来的“存”的状态转为“用”的状态。

另外,还有“降成本”,很显然,对于企业自己可以降低的成本来说,不用政府太操心,政府只要维护了公平竞争环境,企业会千方百计把事情做到极致,在“细节决定成败”的所有的节点上去控制成本、降低成本。从政府角度来说,真正需其发力的降成本,一定要针对制度性成本。在制度性成本里,税收上已经在做一系列的减税改革,但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这方面的成本,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以及我们社保体系的五险一金,还有降的空间和必要。特别是隐性的成本,比如一个企业开办要盖几十个章,每个章后面跟着的都要有打点,这种综合成本能不能降下来,绝对不是减税概念能覆盖的事情,一定是综合配套改革概念才能覆盖和解决的问题,要抓住这个实质。

最后一点“补短板”,我认为一定要清晰地注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在补短板方面哲理和的原则是非常鲜明的:它一定是要解决结构问题,但这个结构问题的具体分析基础上的对策,必须在各地、各行业、各企业专门“对症下药”地做出方案,绝对没有一个笼统拿来就可以套用的补短板的什么标准化解决方案。这就是供给管理明显区别于需求管理的特点之所在:需求管理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指标单一、政府以调控作反周期操作的模式,而到了供给管理、供给侧的补短板,特别强调的是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行业制宜,一定要有高水平的特定的解决方案设计,这是大家必须面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我们在实践中应充分意识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必须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才能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限、有为的政府结合在一起,在新阶段上真正解决攻坚克难的历史任务。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并积极推动“PPP研究院”等交流活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


(长按如上所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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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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